成都城市史与蜀郡、夜郎、滇及南亚身毒的贸易关系

现有的研究表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通商贸易状况，事实上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为公元69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以前，由于南夷道和西夷道的相继开通，夜郎、滇、蜀间区域贸易得到快速发展，滇身毒、道贸易因受昆明等部族阻碍，只有十分有限的增长。

（一）西南丝绸之路的贸易盛况

西汉时期，成都经济持续发展，成为全国仅次于京都长安的大都会。当时长安城市居民8.08万户，成都城市居民也达到76256户。都江堰工程完善后，形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灌溉农业，给成都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期，成都手工业获得了很大进步，冶铁业、纺织业、井盐业、铜器、金银器、漆器生产达到了很高的专业水平。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兴盛。成都对西南夷以及经滇缅道对南亚和中亚各地的贸易成为引人注目的对外贸易。首先简述输出主要商品情况：

1.铁器。

秦汉时期，四川冶铁业以临邛为中心，卓氏以冶铁起家，“倾滇蜀之民”，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在云南、贵州发掘的汉墓中，不断出土铁器。大理发掘的西汉叶榆墓葬中，出土铜柄铁剑、铜柄铁矛、铁刀等铜铁制品。^[15]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的滇王和王族墓葬群，早期的墓葬中无铁器出土，后期的墓葬铁器增多。云南还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铁器，如铁剑、环首铁刀，生产工具有铁斧、铁锸、铁镰等。一铁锸上有“蜀郡成都”的铭文。1982年，在古代“西夷道”上的宝兴县陇东乡东汉墓葬群出土了不少铁器。^[16]新中国成立后，从云南昭通汉代“梁堆墓”和鲁甸梭山乡发现了大量铁锸，其中多铸有“蜀郡”“蜀郡成都”“蜀郡千万”铭文，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处古道要津的昭通，是成都铁器销售最多的地区。^[17]

2.蜀布、邛竹杖。

这两种蜀地特产引起史家注目，源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的记载。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期间，看到蜀布和邛竹杖。问其由来，答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据考证，“蜀贾人市”在当时昆明族聚居的叶榆（今大理）以西千余里的乘象国，被称为“滇越”的地方。“而蜀贾奸出物者与至焉”，“奸出”或作“间出”，指蜀商千方百计突破昆明族人阻挠，运货西出；或曰蜀商寻求捷便小路，避开昆明族人拦阻，前往乘象国（滇越）。

有关乘象国（滇越）的方位，任乃强先生称在永昌郡地界^[18]，方国瑜先生认为在今腾冲^[19]，徐中舒先生认为在今保山以西。^[20]以上诸说位置均在今中缅边境附近，唯张毅先生认为滇越在今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迦摩缕波国。^[21]

“蜀布”为何种纺织品，亦有争议。任乃强先生认为，蜀中所产苎麻布，亦称夏布，耐湿强韧，为印、缅等热带居民所喜，行销很早。^[22]或说是哀牢附近僚濮所产木棉织品，因由蜀商贩运而得名；抑或说是一种高级丝织品。说“蜀布”是哀牢所产，由蜀商贩运，此说牵强附会；言其是高级丝织品亦难有说服力，因为丝绸与布的区别，古人十分明了，不容混淆。因此，笔者倾向于任乃强先生之说，“蜀布”是一种麻质纤维布。

“蜀布”在汉代已行销四方，所谓“女工之业，覆衣天下”^[23]。扬雄《蜀都赋》说：“其布则细都弱折，绵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筒中黄润，一端数金。”此布又称“黄润细布”，一匹卖到“数金”，可见其价值昂贵，非同一般织物。文翁曾言“买刀布蜀物，赉计吏以遗博士”。既然价值昂贵，自然成为馈赠礼品。

蜀布产于何处，应该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华阳国志·蜀志》明确记载了江原县（今崇州市）所辖“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这种布用“羌筒”（羌中竹管）盛装，每筒可装入一匹。“黄”表明布的颜色，色泽带黄；“润”是布润泽光滑、珠圆玉润，给人美好的感觉；“细”则是指布做工精致、质地细密。可见蜀布是一种轻薄细软、凉爽宜人的高级麻织品，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不能认为，印度自古纺织业发达，亚麻布是重要产品，就否定了这个热带国家对织造精美、凉爽宜人的蜀布的需求。印度Haraprasad Ray教授的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布（Cina Patta）已在《政事论》中得到明确记载。在迦梨陀娑（Kalidasa）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前，中国纺织品的名字已经频繁出现。这说明，中国蜀布已在早期印度贵族中成为流行服饰。

《政事论》的作者认为，这种布很可能是用亚麻或黄麻制成，因为Patta的现在形式Pāt，意指黄麻，从织质和外观看，它类似丝，因此阿萨姆人，泛称其为丝。^[24]由此看来，只有织造轻薄细软的蜀布才能让阿萨姆人混同为丝。

既然蜀布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作为常见商品出现在身毒市场上，又广泛为上层社会使用。那么，公元前2世纪（西汉元狩年间），汉使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目睹由身毒转销当地的蜀布就不足为奇了。

江原县籍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明确记载：

江原县，郡西，渡大江，滨文井江，去郡一百二十里。有青城山，称江祠。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

“江原县”在“郡西”（成都以西）“一百二十里”（约合今100里），位置正在今崇州市区。“大江”指今岷江正流金马河，“文井江”即今崇州市西河，青城山在汉晋时期属于江原县。

《华阳国志》确切表明：这种价值高贵的“黄润细布”是古代江原县生产的，作为古代江原县先民的子孙，崇州人民应当以这份崇高的历史遗产而无比自豪。

对邛竹杖是否是蜀地远销中亚的特产，任乃强先生近年一反成说，作出了否定的推测，其主要理由是：认定邛竹杖为“省藤所作杖也”，其产于热带南洋群岛和中南半岛，“远自周秦世，即以杖材输销我国，西南地区居民几乎人人有之。又自邛国输入蜀巴，远达中原。古人以其似竹，而自邛崃，称为‘邛竹杖’。”^[25]任先生虽然提出上述异说，却没有找出“省藤”即“邛竹杖”的直接证据，也没有列举出周秦时代“省藤”大量输入西南夷、蜀巴甚至于中原地区的任何证据。因此，还不能以此否定司马迁《史记》两次记载“邛竹杖”为蜀地经身毒远销中亚的商品这一确切史实。^[26]

3.丝织品。

有关早期南方丝绸之路丝绸品的贸易，虽然研究者早已提出蜀地输出丝织品的可能性，但仍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秦汉时期蜀地丝织品尚未发达，途经西南夷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很少有丝织品生产和消费，因此，公元二世纪通过滇、缅、印古道，将丝织品输往中亚地区仅是一种可能性。^[27]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蚕丝与古蜀历史密不可分，“蜀”字之创，即为原蚕本意。^[28]蜀先王“蚕丛”就与蚕丝生产有关，一些古蜀地名，如蚕崖、蚕陵，涉及蚕事，马头娘的故事隐约反映了远古四川先民养蚕的传说。（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说：“蜀有蚕市……耆旧相传：古蚕丛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也。”可见蚕丝贸易也起源于古蜀时代。

蚕丝和丝织业在秦汉魏晋时期是巴蜀地区的重要产业。成都丝织业中的优质产品蜀锦，在汉代就名闻天下。蜀锦生产已形成一定的规模，政府设置锦官管理。蜀锦织造水平很高，品种繁多，色调鲜艳美丽。《西京杂记》记载，汉成帝曾令益州地方官用三年税输作成本，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香水浸之”。足见其为皇上珍视之物。左思《蜀都赋》对成都蜀锦生产状况作了生动描述：“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家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这说明，以织造蜀锦为业的大量作坊，密布成都，锦江沿岸，成为洗濯锦缎成品的专门场所，锦江之名，源出于此。成都、德阳出土了汉代采桑画像砖和石刻浮雕织造机，均证实丝织业生产的重要地位。西汉时期，蜀锦远销四方，司马迁将“文采千匹”与“千乘之家”的财产相提并论。当时这种“文采”（即蜀锦）只产于成都，山谦之《丹阳记》说：“江东历来有锦，而成都独称妙。”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据成都，一次就赏赐诸葛亮、关羽、张飞、法正等人“锦缎万匹”。蜀锦贸易后成为蜀汉政权主要的财政来源。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尔。”

作为有悠久历史、汉代又兴旺发达的古蜀蚕丝和丝织业，其产品不可能不经西南丝绸之路远销印度和中亚，从公元前4世纪印度Kalltliya著《治国安邦术》（《政事论》）提到了Cinapatta，如前所述，主要是黄润细布，但也不能排除有部分丝织品的可能。因为，这两种纺织品在古蜀学者的著述中，已成寻常并存之物，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扬雄《十二州箴》说，益州“丝麻条畅，有粳有稻”，将丝织品同麻织品并存的关系看得与不同品种的稻米并存关系一样。无怪乎古代身毒阿萨姆人也将蜀布归入中国丝类。公元前4世纪，当西北丝绸之路尚未开辟前，秦国已将巴蜀以至西南地区纳入版图，并派遣常頞凿“五尺道”开辟西南丝绸之路，而官道的开辟应是在商路之后，倘若此前商人未能冒险南下贸易，走出一条商路来，秦国派使者去开“五尺道”便成无的放失。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亚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1936年，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考古学家对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建成的亚历山大城进行发掘时，在一处城堡遗存中发现了许多“中国的丝织品”^[29]。这些纺织品的出土年代，正当中国的战国时代，其运销路线必由滇、缅、印西行而达。《史记·西南夷列传》还记述了当时蜀商携带“蒟酱、汉缯帛”从南夷道到夜郎的商路。西南夷诸部族“皆贪汉缯帛”，甚至杀害汉使，“夺币物”，缯帛、币均为丝织品。由此可见，西南丝绸之路早就有了丝织品的贸易。

4.铜器。

四川、云南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铜矿产地。古代巴蜀均有铜矿，但开采先后不同。西汉文帝以前，冶铜业主要在临邛地区。文帝曾将严道（今四川省荥经县）铜矿恩赐宠臣邓通（蜀郡南安人），任其私铸铜钱。其钱重量、形制、文字均与官钱相同，流通数量大、范围广，时人戏称“邓氏钱”，并有邓氏钱“布天下”之说。邓通还贷款给临邛冶铁业巨富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赀）累巨万亿，邓通钱亦尽天下。”卓氏铁器大量销往西南夷，“以烦滇蜀之民”，与邓氏强大的“邓氏钱”作后盾息息相关。西汉中期到东汉，原越雋郡所辖邛都南山、灵关道等地铜矿得到大量开采，成为巴蜀地区的重要铜矿基地。

此外，汉晋时期，巴蜀地区冶铜和铸造基地还有邛都南山（近西昌市东坪以东的螺髻山），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西昌洛古乡发掘出一个新莽时的铜器窖藏，出土“货泉”铜范母五块，铜锭十余锭，重千余斤，后又在西昌黄联东坪村发现总面积20万平方米的冶铜遗址，发现汉代冶炼炉14座，作坊1座，有铜钱范、铜箭镞、铜镜等出土。秦汉魏晋时期，川西北高原（今阿坝、甘孜）也有了冶铜手工业。(www.xing528.com)

云南是我国铜矿产地，产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汉晋时期的历史文献表明：永昌郡、犍为郡朱提、堂狼，越雋郡南山、铜山，益州郡俞元怀（装）山、来唯山、贲古采山、梁水郡振山都是重要的冶铜业分布区。

当时，朱提、堂狼是全国著名冶炼和铸造基地，属于南广郡的一部分，其地“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宅处犹存”（《南齐书·刘悛传》）。朱提以生产铜洗闻名，传世者不少。此外也铸造钱币。昭通现存有“大泉五十”钱范，文曰“日利千万”。在昭通、鲁甸出土文物中，有长乐卣、铜甑、铜镜、铜罐、铜盆、铜炉等器物。汉晋时期历史文献记载，邛都也是冶铜铸造业兴盛的地区，有多处产铜的记述。^[30]

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中，铜器的流通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无论从迄肇殷商时代的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量精美铜器还是川、滇、黔和境外缅甸文献和出土文物中为数甚多的铜钱、铜器物、铜兵器，都证明了这条古道铜流通的盛况。^[31]

四川、云南输出商品，还有食盐、白银、漆器等，此不繁叙。从域外输入的商品，主要是各种装饰品和用于商品变换的贝币等。

5.海贝。

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前后两期出土物品中，海贝是引人注目的舶来之物。但是，由于时代远肇殷商，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路段尚无同时期此类海贝出土，而从各路段发现的大量海贝均为汉晋时代遗址出土。这就充分证明，从印缅等国海岸流入滇、川地区的海贝，是汉晋时代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或用于货币的标志。^[32]

6.琉璃。

琉璃是从古代身毒俗语Verulia翻译，因此又称“壁琉璃”，唐代改称玻璃。云南江川李家山的春秋末或战国初22号墓出土一颗质地坚硬的浅绿透明琉璃珠，质地明显别于长沙辉县战国墓出土的琉璃珠。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将大秦国生产的琉璃珠分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李家山出土的琉璃珠，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从大秦经印度销往云南的。云南江川李家山春秋战国晚期24号墓，以及晋宁石寨山西汉中期13号墓，各出土一颗来自西亚的蚀花肉红石髓珠，1949年以前在今理县发现秦汉石棺葬中，曾出土一些管状、盘状和卵形玻璃珠，经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分析测试，发现均不含钡。因此，郑德坤教授推测说：“这些装饰品，未必不是由于辗转贸易，从西亚越过干旷的草原而到达四川的。”^[33]

7.宝石。

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流通的宝石种类繁多，其中主要有琥珀、光珠、玛瑙、翡翠、水晶等。琥珀产于缅甸孟拱、孟密、瑞帽、岚板（琥珀厂）；光珠产于缅甸孟拱、孟密宝井；玛瑙产于永昌罗明、清宝山玛瑙山；宝石产于上缅甸孟养、都茂。云南晋宁发掘的战国墓葬已有玛瑙出土。古蜀国王公贵族佩带的一种称之为“瑟瑟”的宝石串或琉璃串饰，历代屡有出土。杜甫《石笋行》中描述了成都西门一带“雨中往往得瑟瑟”的史实。滇池地区发掘的先秦时期的古墓中，曾出土大量玛瑙。^[34]汉晋以后，战国皇室、贵族、官宦、富商广泛佩带各种名贵宝石，可能与西南丝绸之路的宝石贸易直接相关。

（二）通商重镇——永昌郡

在汉魏六朝时期，西南丝绸之路频繁的贸易交流中，形成了以永昌郡为代表的对外贸易口岸。

永昌（今腾冲、龙陵、宝山一带）位于云贵高原横断山南段中缅陆路和长江水系、澜沧江水系、怒江水系水路交汇处。陆路成为西南丝绸之路川滇段通往缅印段的总汇，向西可穿越缅甸至东印度；水路经澜沧江顺流而下，是通往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向南可沿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直达下缅甸。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然形成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印度次大陆以至中亚、西亚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最佳聚合点。

在永昌郡设置前，西南丝绸之路受到昆明等南夷部族的阻碍，仅仅打通了成都到叶榆间的道路。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蜀、滇、身毒商道畅通后，永昌郡成为西南边陲上的繁华商埠。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商货荟萃，百物纷呈。

从《华阳国志》等历史文献记载永昌郡的出产方物看，品种繁多，奇货不少，主要有：铁、金沙、金、光珠、虎魄（琥珀）、珊瑚、水精（水晶）、琉璃、白蹄牛、犀、象、桐华布、木棉树、翡翠、孔雀、蚕桑、米、五谷、帛、绵绢、文绣、兰于细布、罽旄、轲虫、蚌珠、铜、锡、貊兽、猩猩。由于长途贩运需要，西南地区出产的笮马、建昌马、蜀马、越赕骏、滇池驹均为西南丝绸之路上的畅销商品。

2.南北人口大荟萃。

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正式从益州郡分置时，城市规模已很大，划为“八城”；人口也很多，户231897，人口897344。这样庞大的人口数量聚集在我国边陲地区，是非常罕见的，必然是由于繁荣兴盛和中外通商贸易所造成。《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记载该地居民“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这些居民既包括了广西、滇各族居民，也包括了缅印移民。大秦人也从印度洋航行到金洲（下缅甸），然后循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到达永昌。《魏略·西戎传》记载：“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永昌出异物”，应是指永昌商贸市场汇聚了四面八方的商货。这些商货中，有来自印缅海岸的海贝、珊瑚、蚌珠；有来自上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亲敦江上游的宝石、玉石、琥珀；还有来自印度、缅甸的猩猩、貊兽、孔雀、犀象等。商品多为域外名产、珍稀之物，故称“异物”。

地处川滇贸易中转站的朱提郡商贸交易活跃，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频繁往返，被称为“降贾子”，足迹遍布滇蜀、滇黔古道。

3.对外交流的窗口。

与频繁的商贸交流相映衬的是，缅甸、印度以至海西大秦国不断派遣使臣朝贡，同时还有众多域外人口内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

永元六年（94），永昌郡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者献犀牛、大象。

永元九年（97），掸国王雍以及域外少数民族奉献珍宝，和帝赐金印紫授，小君长都加印绶、钱币。

永初元年（107），永昌郡外僬侥种夷陆类等3000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等。

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赴京朝贡，献乐及操幻术的人，能变化吐火，人体肢解，交换牛马头。又善跳丸，人数达千人之多。他们自称海西人。海西即大秦，掸国西南通大秦。次年元会，安帝观赏海西人表演后，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等物。

南北朝时期，梁武陵王萧纪为益州刺史，全力进行对外开拓，“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南史·武陵王纪传》）。这使西南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