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区与国内外各地商业贸易关系的发展,对改善与各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打破四川地区与世隔绝的状态,产生了促进作用。从西汉至蜀汉,成都地区所开辟的通往国内外各地的交通道路主要有如下几条:
成都至西南民族地区的道路。四川、云南、贵州多民族地区,地处高原,交通闭塞。据《汉书·西南夷传》,秦时,曾开辟通往云南的“五尺道”;汉初,“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汉武帝时,中央政权极为重视与西南民族地区的关系,曾由僰道令修筑了僰道(宜宾)至青衣(雅安一带)的通道。建元六年(前135),中央政府派遣唐蒙为中郎将,率兵自巴笮关进入夜郎(今贵州全境和云南、四川部分地区),代表西汉政府与各民族建立了臣属关系,并以这一地区为中心,设置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牁柯江(今北盘江)。”随后,司马相如亦奉使深入四川西部民族地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邛笮冉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大渡河、雅砻江),南至牂柯为徼,通灵关道(在今越西境),桥孙水(今流经喜德、冕宁的孙水河),以通邛都。”
经唐蒙和司马相如的艰苦开辟,成都地区与西南民族地区开始有了较为可靠的三条通商旅行之路,以今天地名言:通川西南山区道路,由成都经雅安、汉源到西昌、会理等地;通云南道路,由成都经宜宾至昆明;通贵州道路,由成都经泸州至毕节、威宁等地。
成都至西北地区的交通道路。除秦以前的川陕栈道外,由成都经今阿坝地区向西北方向的道路亦在汉代得到改善。这本来是古蜀族由西北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迁徙路线,但由于道路艰险,给通商造成很大困难。据《史记》载,司马相如奉使通西南夷时,曾说:“邛、笮、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元鼎六年(前111)平南越,诛且兰及邛、笮君长后,“冉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隽郡,笮都为沈犁郡。冉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据《华阳国志·蜀志》,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罢汶山郡,置北部都尉”,置官治理后,成都与川西北地区的交通状态有了显著的改善。(www.xing528.com)
成都东去的水路,杜甫《夔州歌十绝句》之七描述:“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这是反映古代成都与江南地区通过长江水路进行的贸易活动。自李冰分沱江为检江、郫江后,二江水量丰富,主要用于航运,《华阳国志·蜀志》:“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汉高祖自汉中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军粮”。足见当时水上航运能力之强。文翁治蜀时,进一步整修都江堰,使成都河道更为通畅。成都航运渡口有五处:白华津(今温江三渡水)、皂里津(今新津县东五里)、江首津(今新津县白果渡)、沙头津(今彭山市北)、江南津(今彭山市北)。
在整个古代,水路航运成为成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交流和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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