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商之源”的成都商业
西汉至蜀汉，成都地区在发达的灌溉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出现了商业的繁荣和商品流通的兴盛。
从城市人口聚集情况看，这一时期呈现高峰形势，成都人口数额一度仅次于长安，居全国城市第二。据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统计，仅成都县即达7.6万余户，大约38万余人，相当于当时蜀郡15县人口的30%，全川人口的10%。东汉顺帝时，成都县发展到9.4万户，大约40余万人，相当蜀郡11县人口的31%。蜀汉时，中原连年战乱饥荒，四川虽有短暂破坏，但多数时期安定，因此人口仍在增殖，“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成都已有“大都会”之称。[9]
当时，成都市场出售商品繁多，据《华阳国志·蜀志》，有“璧玉、金、银、珠（青，又名石珠，可入药）、碧、铜、铁、铅、锡、赭（色红，可作染料），垩（白土，可涂壁）、锦、绣、罽（毛织布）、氂（牦牛尾，可作装饰品），犀、象、毡、毦（羽毛饰品）、丹（朱砂）、黄（雄）、空青（矿物，可入药）、桑、漆、麻、纻（麻之一种）之饶”。左思《蜀都赋》描述成都市商业繁盛情形说：
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
鬻，舛错纵横；异物诡谲，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
成都市区商业市场自秦以来逐步扩大，已具有相当规模。“大城”与城西的“少城”，均为城市居民聚居的商业区，左思《蜀都赋》说：“亚以大城，接乎其西。”刘逵注云：“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其街市有完善的市场与商店设施，其格局仿照秦都咸阳。“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华阳国志·蜀志》）为征收商税和盐、铁、锦税，汉代有盐、铁市官和锦官的设置。
蜀汉初，成都物价高昂，刘备下令：“立官市以平物价，数月之间，府库充实。”[10]西汉至蜀汉时期，成都与国内外贸易关系已有初步的发展，成都地区商品从西汉初就开始销售全国各地。临邛出产的铁器除销成都市区外，远“贾椎髻之民”，倾销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昭通鲁甸等地汉墓中，曾多次出土铸有“蜀郡”“成都”铭文的铁锸。毫无疑义，这些地区的铁器是由成都供应的。[11]
（二）优质品牌畅销国内市场
成都漆器销售范围更为广泛，如前所述，湖南、湖北、贵州等省出土的漆器，均有标明成都出产的铭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元1924年和1925年在朝鲜平壤附近古墓中，亦发掘出有汉代“蜀郡”铭文的漆器。由此可见，成都市场的漆器，已行销国内外。司马迁已将拥有“术器髹者千枚”或“漆千斗”作为与“千乘之家”等同的大富豪（《史记·货殖列传》）。
成都蜀锦，西汉开始行销四方，时人认为，“文采千匹”与“千乘之家”的财产相等。当时这种文采（即蜀锦）只产于成都。山谦之《丹阳记》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西京杂记》载，西汉成帝（前32－前7年）心爱蜀锦之美，曾诏令益州刺史，免输三年税课，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至东汉末，蜀锦的产销数量已十分巨大，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占领成都，一次就赏赐诸葛亮、关羽、张飞、法正等人锦缎万匹。蜀锦贸易成为蜀汉政权主要的财政来源，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锦通过直接和间接贸易销往曹魏和孙吴，“魏则市于吴，吴亦资西蜀”。魏文帝曹丕说：“前后得蜀锦，殊不相似”，可见，蜀锦品种和质量都增加了。蜀汉灭亡后，府库尚存锦、绮、绢各20万匹。此外，蜀布和邛竹杖是远销国内外的成都货物，《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在大夏“见邛竹杖，蜀布”。邛杖产于今邛崃，蜀布有二：一种为橦华布，左思《蜀都赋》云：“布有橦华。”另一种为黄润（麻布），扬雄《蜀都赋》说：“其布则细都弱折，绵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筩中黄润，一端数金。”蜀布在汉代已行销四方，所谓“女工之业，覆衣天下”。汉时文翁“买刀布蜀物，贲计吏以遗博士”。成都枸酱经贵州水运番禺、南越（今广东一带），“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www.xing528.com)
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使成都经济地位进一步加强，与洛阳、临淄、邯郸、宛并列，合称“五都”。为适应成都与周围地区的贸易，城郊新都和广都两座商业城市先后兴起，与成都形成密切相关的商业贸易区，时称“三都”，“号名城”。
（三）“富埒王侯”的豪商大贾
成都富商大贾开始出现并在不同领域成为商业贸易活动的活跃力量。兹将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富商大贾胪列如下：
临邛卓氏：西汉巨商，先世为赵人，以冶铁起家。秦灭赵，将卓氏迁蜀，居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史记·货殖列传》）。卓氏善于营运，所制铁器倾销四川、云南。拥有奴仆千人，为成都地区巨富。
临邛程郑：西汉巨商，先世居山东，秦灭六国后，迁蜀，居临邛，“亦鼓铸，贾椎髻之民”（《史记·货殖列传》）。程郑所作铁器，主要销售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其财富与卓氏相当。
临邛邓通：西汉巨商，高利贷者，蜀郡南安人。文帝时为黄门郎（侍郎），受宠，得钱十余万，官至上大夫，又获“赐蜀严道铜山（在今荥经县北30里），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汉书·佞幸传邓通》）邓通凭借其巨额货币资本，“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赀累巨万，邓通钱亦尽天下。”（《华阳国志·蜀志》）
成都罗裒（音“剖”）：西汉巨商，“赀至巨万”。最初，他在长安经商，“随身数十、百万”。后与平陵富豪石氏接交，得到大量资助，“令往来巴蜀”贸易，“数年间，致千余万。”罗裒以重金贿赂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汉书·货殖传》）
上述巨商大多为客籍人，有经商历史，擅长贸迁之术，他们利用成都商品经济的优势，接交笼络王侯，与外地交易，因此取得了意外成功，成为富埒王侯的大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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