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期巴蜀城市的发展与秦灭巴蜀后，有计划地对巴蜀地区大规模移民存在着密切关系。《华阳国志·蜀志》这样描绘移民文化对巴蜀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
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赠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
这段史料告诉我们，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以后，就将东方贵族、豪富迁徙到蜀地。实际上，秦国的移民运动开始于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前314）。当时，秦任命张若为蜀守，鉴于蜀地“戎伯尚强，移秦民万家实之”。秦灭六国后，又先后迁徙六国贵族、豪富入蜀。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如徙赵国卓氏、齐国程郑入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前238年，秦始皇平息嫪毐之乱后，其舍人被“夺爵迁蜀者四千余家”。中原移民迁徙蜀地的落籍点，是秦确定的一些重要开发区。例如蜀地的临邛，有丰富的盐、铁矿资源；犍为郡的南安，是古蜀开明氏的一个重要定居点[10]；成都、江州等按照秦城的格局兴建的区域性城市。大量中原移民在与巴蜀城市发展有关的建筑营造、经济开发、对外贸易、文化交流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城邑的建筑营造方面，受移民文化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与古蜀过去的城邑相比，蜀郡及其相关地区的城邑建筑营造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张若兴筑成都、郫、临邛、江州、阆中等城市，均严格按照秦国城市的营造方式，进行规范化施工。建筑中使用了铁工具、砖瓦技术，给城市建筑植入了新的活力。
蜀郡城邑建筑营造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普遍采用了版筑城墙。过去，古蜀城邑或无版筑城墙，或利用江河山形，或让树木、竹林等自然屏障围绕居住区的周遭。都江堰芒城、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遗址也采用夯筑方式，个别重要地段还用土砖坯。这些土墙既宽且厚，可能是因为潮湿多雨、洪灾频繁等气候，给了先民们许多失败的教训以后，才摸索出这些办法。新墙普遍采用了关中地区的版筑法，建筑了版筑的土墙。这些城墙厚度不够，往往经受不住暴雨洪灾的冲击。如张若兴建成都城“累颓不立”，后循龟迹以筑之，城乃得坚。[11]西汉时期，蜀地沿用秦版筑法兴筑城墙。县城以上的城邑，都兴筑了土城墙，如高后时筑僰道城。东汉时期，一些重要城邑开始采用泥土夯筑砖砌外层的建法。东汉雒城遗址，其城墙系用泥土分层夯筑，外部用砖包砌，砖长约45、宽22、厚9厘米，砖上多印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铭文。[12]迄止蜀汉，蜀地的一般县城，城墙仍用土筑。
秦至蜀汉，蜀地城市的布局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城邑往往因山势，顺水脉，呈不规则的形状。城邑大小，也只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一般不受政治或礼制因素的制约。秦人灭蜀后修建的城市，一般是按照中原、关中传统城形，即大体方形或长方形进行设计。城的大小亦有一定之规。如秦筑成都城周长12里，郫城周长7里，临邛城周长6里。西汉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一些旧城又有了扩大。如成都城，在西汉时期逐步把商业区移于二江之间，在城外又新筑“西工”（今王建墓至青羊、抚琴小区一带）、“锦官城”“车官城”等。
在蜀地的经济开发方面，外来移民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秦民和六国豪富迁蜀以后，利用他们的经济、技术实力和蜀地的资源优势，弥补蜀地经济的薄弱环节，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原赵国豪富卓氏，“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选择了矿产资源丰富的临邛作为移居地，“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涉猎之乐，拟于人君”。他多财善贾，将生产的铁器运销四川、云南，自己很快成为富甲郡邑的人物，拥有上千的奴婢，享受着皇帝一样豪华的生活。程郑也是鼓铸世家，“山东迁虏也”，举家迁徙临邛，“亦鼓铸”，其所产铁器远销“椎髻之民”，即西部民族地区。文帝时，侍郎邓通得到蜀地铁、铜矿开采权。邓通假手卓王孙开采，每年收取纺织品千匹，作为租金。《华阳国志·蜀志》载：“故王孙资累巨万，邓通钱亦尽天下。”这充分反映了移民经济在巴蜀地区的活跃程度。
随移民经济而来的是移民文化。上段史料为我们勾画出在移民文化影响下蜀地习俗的变化：原本朴素简约的古蜀社会，在移民经济的驱动下，呈现出“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的奢靡景象。在蜀地经济开发中成为暴发户的工商豪富乘坐高车驷马，穿戴王侯美衣；嫁女娶妇摆设最高档的宴席，女儿回娘家使用价值昂贵的“从车”；办丧事需要高坟瓦椁，祭奠使用羊、猪做祭品，赠送财礼衣物、送丧礼成倍增加。常璩认为：“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这实在是有见地的结论。
【注释】
[1]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0页。
[2]黄少荃著、袁庭栋辑：《黄少荃史论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5－56页。(www.xing528.com)
[3]王文才：《成都城坊考》，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页。（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益州·成都县》云：周太王迁止祁山，“三年成都”，因名成都。现代史学家李思纯《成都释名》、任乃强《四川地名考释》谓“成都”二字为西南民族语言的译音，见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4]张勋燎：《李冰凿离堆的位置和宝瓶口形成的年代新探》，《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第88－93页。
[5]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曰“齐水脉”，谓地下盐水所在也。秦汉世，医方家谓药物配方为齐（剂），烧炼家谓丹、汞方药为齐，煮盐者谓卤水为齐，并累见于方技之书，读音同剂，初不从刀。后世与整齐字异音，乃从医方刀圭之意加刀。音济则无变也。
[6]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著：《成都城市与水利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9页。
[7]有关李冰任蜀守的问题，有两条重要史料为证：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四引东汉应劭《风俗通》：“秦昭王听田贵之议，以李冰为蜀守，穿成都两江，造兴田万顷以上，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立其祠也。”同书卷一五六引《风俗通》：“秦昭王得田广之议，伐蜀郡，平之后，命李冰为守。”
[8]汉高祖六年（前201）分蜀郡置广汉郡，元鼎六年（前111）又分置犍为郡，合称“三蜀”。其地相当于今四川中部、贵州北部赤水河流域及云南金沙江下游以东，会泽县以北地区。
[9]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
[10]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页。
[11]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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