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水利工程带给成都经久不衰的经济效益

经蜀王开明、秦蜀守李冰先后开凿都江堰工程、穿成都二江后，给成都地区带来的经济效益十分显著，主要体现在航运和灌溉两大方面。

作为水运航道，川西北高原所产“梓、柏、大竹”，顺流而下，“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华阳国志·蜀志》）。汉秦时期，成都航运渡口已陆续达到五处：白华津（今温江区三渡水）、皂里津（今新津县东五里）、江首津（今新津县白果渡）、沙头津（今彭山区北）、江南津（今彭山区北）。楚汉战争时，成都成为军需粮秣的供应地之一。“高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华阳国志·蜀志》）。楚汉成皋争战，军粮也是“下蜀汉之粟”（《史记·黥布列传》）。刘邦围歼项羽的垓下之战，调集各路诸侯兵马参战，其军粮供应仍是依靠“蜀汉之粟，方船而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如此快速和大规模的军粮运输，若无李冰开凿成都二江，将这个粮食产地与岷江、长江航道联系起来，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秦汉时代，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秋，“水潦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汉书·武帝纪》）

秦汉以后，成都与长江中下游的商贸交流，仍然享受着李冰开凿二江带来的水上交通便利，南北朝梁周之际，康居国商人释道仙以游贾为业。据《续高僧传·隋蜀郡灌口山竹林寺释道仙传》：“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资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云：直钱十万贯。”卢纶有“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杜甫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也从杜牧所言“蜀锦江船重”，知道蜀锦贸易之盛。

其次，“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史记·河渠书》）当时，都江堰灌区灌溉面积究竟有多大，《华阳国志·蜀志》说：“溉灌三郡，开稻田”，“三郡”应为蜀郡、广汉郡、犍为郡，那就包括今成都市和乐山、内江部分县区，其范围很广。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四引《风俗通》说：李冰“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以上”。万顷即100万亩，但秦汉亩小，实际不过今亩70万亩左右。从解放前内外江合计灌溉农田300万亩，今日灌溉面积已达1000万亩看来，初期灌溉数十万亩应是符合实际的数字。而且，成都平原稻米的普遍栽培，即“开稻田”，应在灌区形成之后。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余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www.xing528.com)

此外，李冰开凿二江后，还给成都的织锦业带来了显著效益。汉代笮桥南岸有锦官城，为织锦之所。以此江水濯锦，锦至鲜明，故流江经过城南一段亦曰濯锦江，简称锦江。《水经注·江水》云：“夷里道西（之）城故锦官也，言锦江织锦，则濯之江流而锦至鲜明，濯以他江则锦色弱矣，遂命之为锦里也。”至于锦官城位置，李膺《益州记》记叙明白，“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城也。”

锦江、锦水得名的原因，《太平寰宇记》卷七二记叙明白：“濯锦江即蜀江，水至此濯锦，锦彩鲜于他水，故曰濯锦江。”杜甫也有《怀锦水居止》诗和“锦江春色来天地”之句。因此濯锦江又称为锦江或锦水。由于水好，唐代少城西南一带，为居民制造彩笺之所；成都西南至杜甫草堂前一段江流名曰浣花溪，与此该有些关联。

综上所述，秦汉以来，成都平原的水利建设，特别是“二江环抱”生态环境的创建，给成都城市带来了持久发展的动力和无限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