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上游古蜀部族及成都城市史修订本

（一）蜀族的兴起

古蜀族出现在远古时期，蜀族的祖先为羌氐部族，主要生活在从陕西汉中到岷江上游的高山峡谷区，其活动范围相当广阔。据西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

（杜宇）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褒斜”即南郑地区，“熊耳”峡在川西青神县南，灵关在宝兴县南，“玉垒”在都江堰市西北。“江、潜、绵、洛”，江指岷江；潜指渠江或嘉陵江；绵指德阳绵远河；洛指什邡县石亭江。汶山即岷山，南中即今云南、贵州及四川凉山州和宜宾以南地区。

据此看来，古蜀族的活动范围相当广阔，四川北部的秦岭山区、四川西北的岷江上游高山峡谷区到更南地区的雅砻江流域，四川到贵州、云南的高原山区，被学者称之为“民族走廊”的地带，均有他们的足迹。

据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

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冢也。

章樵注引《蜀王本纪》时也谈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

由此可见，居住岷江上游的古蜀人生存在高山峻岭之中，他们就地取材，用石材筑石室；死后用石材作棺、槨，与生前居室保持同样的格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岷江上游民族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这些部族“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按“蛮语笼为成（城）”理解，“邛笼”应为蜀族最早建筑的城。在唐代，这种邛笼被称为碉舍。如《新唐书·南蛮传》，（黎、邛二州）“西有三王蛮，盖……白马氐之遗种……叠甓而居，号碉舍”。

由此可见，岷江上游的蜀人，将取之不尽又随手可得的高山石材作为自己生养死葬的建筑构件，是由来已久的习俗。

传说中蜀族祖先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和开明，实际上代表着古蜀的若干时代，他们都是箭垛式的领袖人物。李白所谓“尔来四万八千岁”，虽然是沿用了阴阳数术家的推算结论，但蜀族的发祥期距今也有五千年左右的历史。蚕丛时代的蜀人，经常捕食蛞蝓（蜀蚕）等虫类，是蜀族处于以采集经济为主的旧石器时代的标志。蚕丛氏大约在夏代已入蜀，与成都平原的柏濩融合，使蜀族进入新的发展环境。“鱼凫”是捕鱼的水鸟，说明蜀人已进入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相当于夏商时代。据西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鱼凫王畋于湔山”，成都“平阳山亦有池泽，蜀之鱼畋地。”“畋”指田猎、狩猎；鱼即渔。足见“鱼凫”时代的蜀人主要从事狩猎打鱼。“鱼凫”则标志着蜀族已进入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

（二）蜀人聚落的出现

蜀人从高原山区来到成都平原，其生活习俗也有一个变化过程。进入平畴地带后，生活习俗随环境变迁，古城的构筑自然随之变化。蜀人进入成都平原后，为选择农牧定居点曾经历过一个较长的过程。

北宋黄休复在《茅亭客话鬻龙骨》中记述：

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

蜀人以养殖业辗转迁徙于川西平原，既要有居住可能，又要避免洪灾。“杜宇”是蜀族进入农业定居时代的标志，其时代约当春秋。《蜀王本纪》继续写道：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降，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

《华阳国志·蜀志》也有类似记载：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杜即土，后世以“土主”为村社祭祀的主神（土地神），称“土主庙”。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更名蒲卑”。“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18里，县北有瞿上乡。说明蜀族当时已进入成都平原的郫和双流境。蒲卑即服卑，蜀族整治了这一带潮湿的低地，开通沟渠以利农业。有了定居农业之后，蜀族生活安定，不再迁徙，因此“作郫邑”（故址在今郫县城北二里），建立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早期城市和一些村社聚落。这一类定居点自然条件优越，很快就使蜀族得到了衣食保证，如《元和郡县志》所言：“蜀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侵沃。”繁即新繁，绵、洛即绵远河、洛水，涪江以西，今德阳、绵竹、广汉一带。但在同时，蜀族还保留了部分狩猎生活的习俗，杜字“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还娶“朱利”女为妻。“朱利”为藏语Drok的对音，即牧场。杜宇娶牧场女为妻，是对往昔生活方式的怀念。

（三）川西平原的古城之谜

古蜀族最初在成都平原随畜群迁徙，每一临时聚处即为集市，进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活动。这种集市成为后来蚕市循环举行的最早习俗。蜀人随迁徙聚居的遗迹，在古籍上有许多记载，《蜀王本纪》说“鱼凫田于湔山”（在今都江堰市），彭州境内有鱼凫山，温江区有鱼凫城，眉州有蚕市。蜀人曾经选择青衣江流域的峨眉、南安为聚落，王先谦《汉书补注》说南安“县治青衣江会，襟带二水，即蜀开明故治”。成都应是蜀人逐渐放弃游牧生活，适应平原农耕生活的最后定居点。部族习俗，居留原地的往往称为小或少，如少皞，小月氏；迁徙出去的称为大或太，如太皞，大月氏。蜀族也有类似情形，旧说九陇县（今彭州市）称为小郫这是相对于郫邑（今郫都区）而言。选择成都定点时，首先形成西边的小城（即少城），“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亚以少城，接乎其西”（《蜀都赋》）。后来发展到东部建立大城。古代的市，最初建立在村社之间的牧野郊区，称为里，“因田制里”。每个村社的定居点称为邑，故邑里并称。成都有古地名“赤里”，在郫邑之东。

蜀族在郫邑定居后，又向邑外赤里发展，形成一个新的临时交易市场。后来郫邑受到洪水淹没而衰落，赤里即发展为新的聚落，即成都市。蜀人成都聚落的经济发展，逐渐超过郫邑，成为大都邑。蜀族累遭岷江水患和平原低洼沼泽地给他们带来的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应是他们不断迁徙的重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辛勤摸索，积累治水经验，开沟渠、排水患，提高平原农业技艺，而终至于使成都地区成为可以定居的富饶之乡。据学者考释，成都的“都”字就含有水泽汇聚之意，在池沼密布的平原定居，谓之“都”。蜀人从高原山区来到成都平原，其生活习俗也有一个变化过程。

蜀族进入成都平原后，失去了建造“石室”的自然条件，从平原实际出发，开始改变自己的居住习惯，开始建筑巢居的“笼”，或称“邛笼”。“笼”即上屋下仓的阁楼式建筑，“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在这一过程中，古蜀人创造了具有浓烈地方特色的建筑文化，近年来，在成都市区十二桥发掘出总面积达一千二百多平方米的木结构干栏式的房屋建筑遗址，其建筑规模宏大，有完整的宫殿和聚居区域格局。建筑结构严谨，造型美观大方，它是目前成都发现最早的城邑。秦灭蜀，修建成都、郫、临邛三城时，“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阑”。这种造屋方式，直接吸取古成都巢居建筑式样。(www.xing528.com)

唐宋时期，四川民族地区仍然保持这种居室，（今南川）僚“人并楼居，登楼而上，号为杆栏。”豫州蛮沿江州“皆重屋累居”，巴蛮界乡村僚户“俗构屋高树谓之阁阑，泸州夷僚“巢居岩谷”。成都的“成”字，即有“笼”的含义。“成”是二三层重叠的笼。如“累台而成”，“层成连重屋”。因重叠反复义衍生为旧，如成俗即旧俗。成即为笼，又有盛人盛物之义。此外，成都地区出土的东汉画像砖绘制的居室和“田园景象”，亦可看到这种习俗，左思《魏都赋》云：“庸蜀与够鹊同巢。”说明中原地区将蜀族视为巢居民族。蜀族在成都的定居，是成都经济开发、商业发展的开端。

（四）蜀王“开明氏”

为蜀族农业发展时期的标志，蜀地经济由于外族鳖灵的东来，得到了更大的发展。^[1]鳖灵何许人也？他如何创立蜀国开明氏的统治？先看《蜀王本纪》记载：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为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受之而去，如尧之禅让。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

《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述了鳖灵治水的故事：

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

望帝“积百余岁”，应是几代蜀王世袭的时间。荆即楚国，有名鳖灵的人死去，居然逆水而上，到郫邑复苏，见到望帝，并被授予相位。当时岷江洪水严重威胁蜀族生存，鳌灵始凿灌县宝瓶口，分岷江水为二，使蜀族得以安处；接着鳖灵对岷江进行了治理。

有关鳖灵的史料，古史记载扑朔迷离，又带有神话色彩，我们需得做一些澄清和考辨。对鳖灵的荆楚人身份，历来就有疑问。当时蜀与荆楚并不接壤，中间隔着强悍的巴国，鳖灵尸体如何能够浮江而上，直达郫邑？鳖灵的身份一直受到学者的质疑。学者认为，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找不到开明氏统治的蜀文化与楚文化有任何密切联系。大量史实表明，开明氏属于巴人。《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王封其弟于葭萌，号为苴侯。”苴侯就是巴侯，证明蜀王开明氏即是巴人。川东一带，历史上就有鳖灵的遗踪。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阆州古迹》载：

灵山一名仙穴，在阆中之东十余里宋江上，有古丛帝开明氏鳖灵庙存焉。

再看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阆中县》，也有开明氏活动的足迹：

仙穴山在县东北十里。《周地图记》云：灵山峰多杂树，昔蜀王鳖灵帝登此，因名灵山。

从历史文献可以明了，鳖灵不是荆楚人，而是巴人，他与蜀王是弟兄关系（不一定是亲兄弟，结盟兄弟也可）。既然是弟兄关系，鳖灵治水有功，蜀王传位于他，符合“兄终弟及”的习俗，顺理成章。禅位的理由：一因治水有功，民得安处；二因望帝“与其妻通”，自愧弗如，乃委国禅位而去。情爱故事，难辨真伪。

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战国前期，蜀文化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彭县竹瓦街遗址、广汉西周遗址，特别是2000－2001年发掘的商业街遗址，所显示的文化特征与传统风格大不一样，铜器有虎纹和花蒂纹等，而与巴文化更为相似；再如安葬用船棺，后来商业街发现大型豪华船棺墓葬，更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充分证明在成都定居的开明氏蜀王是鳖灵后裔，是巴人。开明氏入主蜀地时，即位号丛帝，生卢帝；卢帝生保子帝；九世始传开明尚。公元前500年左右，蜀王开明五世从郫邑转移到广都樊乡，《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尚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即《蜀王本纪》所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开明氏文化落后于杜宇系。在宗教信仰方面，保留了更多原始自然崇拜的习俗。直到蜀王开明九世，才接受中原文化和杜宇系文化，建立了礼乐、祭祀制度和观念。《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在新的生活方式中就体现了这种变化。最后定都成都。直至公元前316年，开明九世被秦所灭。

春秋中后期，大约是开明氏统治初期，可能是蜀国的鼎盛时代，对北方，“卢帝攻秦，至雍”。雍在今陕西凤翔附近，曾是秦国故都。可见强秦面临的压力；对南方“（保子）帝攻青衣，雄长（原文误作张）獠僰”，青衣江在今宜宾附近，均已臣服于蜀。由此开始，蜀人的主要力量，就是面对强秦作殊死的斗争了。春秋末年，蜀人在战场上失利居多，蜀王曾“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蜀国无法战胜强秦，不得不寻求妥协。据《史记·秦本纪》载：“厉共公二年（前475），蜀人来赂。”又曾一度攻其不备，夺取要塞，（前387）攻取南郑。不到一年，秦就“伐蜀取南郑”。这以后，蜀国不但无法与秦国抗衡，还要卑躬屈膝，纳贡称臣，奉秦国为盟主，“惠文君元年（337）楚、韩、赵、蜀人来朝”就是明证。开明氏所以由强变弱，与他日益腐化堕落有关。《华阳国志》说：

武都（今甘肃成县西）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山）是也。

周显王二十二年（前347），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时压死五人及秦五女……蜀王伤痛……作思妻台。

由此可见蜀王开明九世荒淫误国之一斑。此外，历史记载也有征信，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二引李膺《益州记》载：“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珍珠为帘。”

宋代赵抃《成都古今记》说：“望妃楼在子城西北隅，亦名西楼。开明氏以妃墓在武担山，为此楼以望之。”又有《蜀王本纪》载“蜀王有鹦鹉舟”。

蜀王开明处于古蜀青铜时代，生产力水平不高，主要使用能工巧匠和大量奴隶从事生产和劳作。许多规模宏大的工程和超负荷运作，使用工匠和奴隶太多，可能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比如上述五丁之死，为满足蜀王的骄奢淫逸，辟开神话传说，实际上他们是劳累过度而死亡。这也是开明九世亡于秦的主要原因。

接至战国时代，不幸的事变发生了，蜀、巴两个兄弟国家发生内斗，强秦终于找到进攻蜀、巴两国的机会。原本蜀王之弟的“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世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廷久有东向战略意图，于是君臣计议对蜀国的攻战计划，司马错和田真黄力主乘机伐蜀。据《华阳国志·蜀志》：

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这一战略计划的确高明，将富饶的蜀国作为攻楚和并吞天下的战略要地，利用长江的航运之便，顺江而下，可以实现灭蜀、灭楚，并吞六国的野心。秦惠王果然接受了司马错的战略计划，着手攻占蜀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由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领兵在葭萌迎战，不敌强秦，大败而逃，至武阳（今彭山东北），为秦军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