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的编写，与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先生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九二七年八月，张伯苓在主持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之后，从上海乘轮船到东北考察，他耳闻目睹，深刻感受到日本人“经营满蒙之精进与野心”，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他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认为“国人欲愿与之（日本）抗衡，必先明了其经营之内幕不可”。十一月十四日，在张伯苓的亲自筹划下，满蒙研究会（后更名为东北研究会）在南开中学礼堂成立，以傅恩龄为主任，意在“专事收集关于满蒙问题之材料，而用科学的方法，以解决中国之问题”。一九二八年四月，张伯苓由傅恩龄陪同，亲自去东北地区的大连、奉天（沈阳）、海龙、安东（丹东）、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进行调查，访问了东省铁路局经济调查局、《经济月刊》编辑部等部门，并与各方面人士举行座谈，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张伯苓认为，建设东北当务之急，一修筑铁路，一奖励移民。五月七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国耻纪念会上，张伯苓作了题为《东北归来对旅途情形及东北现状的感想》的讲演。
一九二八年夏，张伯苓派萧叔玉、蒋廷黻、杨石先、张仲述、李继侗、傅恩龄等去东北考察，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工作。
《东北地理教本》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www.xing528.com)
该书分为上下册，包括地理、行政、交通、富源、工业、商业、辽东半岛日本租借地、中东铁路公司与南满铁路公司、东北与国际之关系、东北问题之解决方策等十五章。同时，将东北研究会工作及计划、国内外研究东北各机构概况作为附录。
《八十四年前的东北地理教本》书影
该书于中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秋印行，并在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同时作为地理教材使用。这一节点，与日本公开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几乎同时。因此，此书虽为地理教科书，实为一部民族危机、国难当头之时的忧患之书。编者傅恩龄先生对于东北有着特殊的感情。据《南大周刊》第一一四期记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开师生人心激昂，满腔悲愤，“东北同学痛念悲时恨身，终日面孔严肃，傍晚更或倚枕暗泣，饮食难下，课业厌倦。教授中关心国难者有蔡维藩、傅恩龄、陈弼猷三先生。先生等每于提书授课时，泪盈盈而欲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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