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在自行车的保管方面，我是一员“福将”。一些朋友、同事、邻居时常提起丢车的经历，有一位诗人朋友对我说，他们家这几年总共丢了十八辆自行车！我除了表示同情和对偷车贼的痛恨外，总是暗自庆幸自己没有丢过车。
说起来也许不大可信，在天津生活了三十年，除了骑坏了几辆自行车自然淘汰掉之外，我还没有丢过自行车。而且，我对自行车一向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既不搬进楼道，更不搬进房间，而是往楼下一放了事。有一段时间我住在营口道的老房子里，房子紧邻马路，楼门口的一个小院被一楼盖上了一间小房，只留下一条窄过道，自行车就只好放在马路边上。有一次二姐来天津住了几天，看到我把自行车放在路边，大为惊异，很担心被人搬走，我说：“没事儿，习惯了。”果真，我在营口道住了四年多的时间，自行车竟然安然无恙，不知道是那时的治安状况好，还是我的自行车太破旧，小偷看不上眼。
二〇〇六年，我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由于住处离学校较远，我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就有些不大争气，于是我就到超市买了一辆健牌自行车，骑着很轻便，节省了不少时间。
按理说，校园里比较安全，小偷光顾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没想到，我常年不丢自行车的记录却在校园中被打破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参加文学院研究生举办的厨艺比赛活动。那一次，我当众做了自己最为拿手的红烧大虾，受到大家的欢迎，尚未参展，就被平时缺少油水的研究生们风卷残云般消灭得一干二净，连汤汁都没有留下，我很得意。活动结束后，我去范孙楼下取车准备回家，却发现我的自行车不见了。
起初，我不认为是被盗了，以为是过于自我陶醉而记错了放车的地方，于是，我到那天下午去过的几个地方找了一遍，依然是没有。那时，我还不知道学校保卫处的位置，却在回来的路上猛然看到了保卫处的牌子，门前站着一个人，我试探着问了一句：“有人捡到一辆自行车吗？”那人显得很激动，说：“快进来！”我一听似乎有希望，就随着那人进了保卫处，果然，我的自行车就放在保卫处的前厅。我说：“我的自行车怎么到这里来了？”这时，坐在长椅上的一位年轻人突然说：“这不是你的自行车。”我回头望去，这位年轻人有二十多岁，身材瘦削，衣着整齐，眉目也很清秀。我瞪了他一眼，说：“不是我的自行车？那是谁的？”那位年轻人一点也不慌张，说：“我买的。”我更加气愤，问道：“你在哪儿买的？”这时我已经看到保卫处的桌子上有一串各式各样的钥匙，大约有四五十把。看到我发现了那串钥匙，又加上我的声音很高，那位年轻人不说话了。保卫处的一位同志见我发火，就把我拉进了里面一个房间，说：“别着急，消消气，一会儿派出所来人，要调查一下。”我说：“你们是怎么抓到他的？”这位同志说：“我们通过范孙楼的探头发现了他，他拿着一串钥匙，转来转去地开车锁，于是就开始跟踪他。一会儿，他把一辆车捅开了，刚走了几步，我们就把他控制住了。把他带到这里后，他不承认，一口咬定这是他的自行车，我们没办法，只好等待失主，多亏您来了。”我说：“你们真不简单，监控也真是管用，真得谢谢你们。”他说：“这没什么，我们每年能抓三百多呢！一般的小偷都不敢到南开大学作案。”我说：“真了不起，我是不是可以把车骑走了？”他说：“还不能，等一会儿派出所的民警来了，还要做一个笔录。”我有些不情愿，心想我的自行车被人偷去，偷车的已经被抓了“现行”，还找我做什么笔录。转念一想，反正自行车已失而复得，录就录吧。(www.xing528.com)
过了一会儿，两位民警开着一辆警车来了，简单和保卫处的同志交谈了几句，就对那位一直坐在长椅上的年轻人说：“跟我们走一趟。”一位民警拿出一副手铐，一只铐住那位年轻人，一只铐在自己胳膊上。又对我说：“您也跟我们去派出所吧。”我很不情愿地跟着警察上了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另一位警察和那位年轻人坐在后排。
保卫处的同志把我的自行车放进警车的后备箱，警车就拉响了警笛，直接开往学府街派出所。我坐在响着警笛的警车上，感到既好奇又好笑，有几分威风，更有几分滑稽。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警车。
派出所到了，两位民警把我的自行车搬下来，和值班民警交代了几句，就又驶向另一个目标。值班民警正在处理一起斗殴案件，我在派出所走廊的椅子上坐下来，给爱人打电话说明情况，爱人在电话里听了哈哈大笑，说：“不忙，你多呆会儿吧！”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值班民警把我叫进值班室，开始询问我的自行车的颜色、型号、购买时间，等等。民警根据我的叙述，在电脑中调出了我打钢印时的信息，对我说：“没问题，您签个字，把自行车取走吧！”就这样，我的那辆自行车经过短暂的周折，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201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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