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80后”同学经常挂在嘴边的两个字：郁闷。我最近感到“郁闷”的一件事，就是高教书店的消失。
高教书店的全称是“天津市高等教育书店”，就坐落在南开大学东门的对面。我亲眼见证了它的辉煌、衰落和消失。
大约是在一九八五年，南开大学东门对面的一座平顶楼房经过简单的修缮，挂出了“天津市高等教育书店”的牌子。起初，我们还以为是一家卖大学课本的书店，并没有对它发生兴趣。直到有一天吃过中午饭，几个同学散步到东门，顺便走了进去，才发现这里的图书竟然让我们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当时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图书的出版、印刷、发行、出售都要按计划进行。要想买到一本急需的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当年周国平写了一本《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借来读了，爱不释手，便想自己买一本保存，但跑遍了天津市的书店，竟没有买到。只好托一位去上海实习的老乡，才买到了这本书。
高教书店里的书让我们仿佛来到了一座宝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美学》《哲学史讲演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培根的《培根论说文集》，洛克的《政府论》，汉密尔顿等的《联邦党人文集》，还有《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变化着的价值观念》《生产力的四次革命》；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领导人》《铁托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傅雷家书》《情爱论》《第三次浪潮》，等等，真是美不胜收。这些书，有的标明是“内部发行”，但对于大学生却网开一面，不加限制。那时，我们刚刚学完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西方哲学史、世界近代史，又在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史、美学概论等课程，老师推荐的书目，大多数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我们喜不自胜，奔走相告，往往吃过中午饭，就三五成群地去高教书店淘书，几乎每个人都是满载而归。这些书，我们并不能全部读懂，但是谁也不承认自己读不懂，谁都认为只要拥有了这些书，就拥有了书中的一切。因此，平时聊天，动不动就把康德、黑格尔、伏尔泰、卢梭、弗洛伊德挂在嘴边，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和新潮。现在看起来，那时的书就和白给差不多，一部四卷本的《美学》，还不到五块钱，一部精装本的《鲁迅选集》，也不过十元钱，就这样，我们隔三差五，就要到高教书店跑一趟。现在也不清楚，在图书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负责进货的同志怎么竟有那么大的神通，组织这么好的货源。
随着去高教书店次数的增多，我们买的书也越来越多。宿舍的书架上实在放不下了，就去学校的建筑工地上扛一块木板回来，往床头床尾一架，就成了一个简易的书架，虽然占据了床上的空间，翻身都困难，但可以与这些好书为伴，心里感到非常充实和喜悦。
毕业的时候，许多课本都丢弃了，而在高教书店买的书却一本也舍不得丢，现在，这些书还整齐地放在自己的书架上。
有一段时间，高教书店门前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旧书市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经常来这里买旧书，我藏书中的《宋元学案》《耕堂序跋》《激荡的百年史》《通鉴选》就是在那里买到的，这些书，很让自己高兴了一阵子。可以说，那是读书人难得的“黄金岁月”。(www.xing528.com)
后来，高教书店开始以经营教材、外语类图书为主，品种渐渐单调，可买的书越来越少，门前的旧书摊也被取缔，去高教书店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
大概世界上任何一种生意都比开书店赚钱，高教书店渐渐变得不景气，最好的一块门脸不知不觉中改成了眼镜店，只留下一小部分店面卖书，有一次我路过那里，顺便进去看了看，只见书的品种不多，摆放也很零乱，几位营业员无精打采地在那里支应着，我一本书也没有买，很失望地走了出来。
忽然有一天，我出校门办事，看到高教书店门前彩旗招展，鞭炮齐鸣，人头攒动，原来是仅有的一点儿店面改成了一家数码手机店，店里正在搞开业大酬宾活动。
又过了些时候，原来用作书店库房的二楼在进行大张旗鼓地装修，改做了“味好家”，打出了“牛排经典，源于台湾”的招牌，这就意味着，原来的高教书店彻底瓦解了，消失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借用“80后”同学们习惯使用的两个字形容自己的心情：郁闷。
201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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