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来自四面八方的四十个青年人汇集到南开大学,组成了一个班集体,从此,这个班集体便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政治学系八三级”。从那时起,也便有了我们的风流倜傥,我们的潇洒不拘,我们的如歌岁月,我们的往事如烟。
那时的我们,没有就业的压力,甚至也没有考试的压力。当时,大学生还算是凤毛麟角,用人单位抢着要。而且,学校也没有通过外语四、六级以及计算机若干级考试的硬性规定。这倒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张扬个性的机会。在我们班里,有书法社的社长,有校刊的记者,有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有堪与李双江媲美的男高音,有食堂的监督管理员……总之,群贤毕至、人才荟萃。
大家都很有抱负,以天下为己任,大有振兴中华,舍我其谁的豪情。有两位同学,决心以周总理为榜样,每天都要到马蹄湖中央的周总理纪念碑前凭吊,激励自己奋发向上。
在学习上,大家除了啃书本,就是开展激烈的争论。思想活跃、性格开朗的青年老师都是我们宿舍的常客。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谈论古今中外,对什么事情都有兴趣,对任何事情都试图找到新的答案。平日,把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汉密尔顿、萨特、戴高乐、尼克松等等挂在嘴边;写作业、做论文也尽挑大题目。就连《论分权》《论存在》《论卢梭与法国大革命》《孔、孟、荀政治思想之比较》这样的题目都敢涉足。可是,老师不仅没有批评我们好高骛远,而且还和我们一起讨论,帮助我们修改,这更加助长了我们的目空一切。当然,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
政治学系宣传组成员合影
左起:崔贵奇、邓晓宇、张津生、赵利军、刘运峰、张德伦
毕宏伟口才极佳,又长于思考,总是以哲学家自居,对西方哲学史情有独钟,几乎见到哲学书就买,不管能不能看懂;他遇到哲学讲座就去听,也不管能不能听懂。他到处找人辩论,辩论当然没有什么结果,但很多外系的同学都知道政治学系的毕宏伟最喜欢哲学。他志向高远,声称一定要写出一本个人的哲学著作,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哲学家。
黄新皖来自湖南,身材娇小,每次外出,便找男同学借自行车。有一次遇到危险,她把自行车扔在一旁,自己重重摔在地上,造成了轻微脑震荡,好长时间才恢复。她酷爱文学,经常写一些诗歌、随笔,每次聚会,都少不了她用湖南腔的普通话朗诵的诗歌。她最喜欢日本作家井上靖的诗,经常朗读,因此,刘智刚送了她一个“井上靖”的外号,大家一起打排球,刘智刚也往往高呼“井上靖,来一个!”她也是一个坚持独立思考的女孩子。一次哲学原理考试,她坚决不按课本上的原理回答,而坚持用自己的观点,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为此,害的朱英瑞老师做了她好几次思想工作,才勉强过关。
我们成立了政治学研究会,外聘顾问,自任会长,也欢迎外系的同学加盟。尽管没有太大的规模,而且也没有一分钱的经费,但我们却搞得有声有色:我们自己编辑刊物,自己刻蜡版,自己油印,自己散发,刊物的名字也很响亮:《飞鸣》,取“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意。我们埋头于图书馆,编写《政治学研究资料索引》,得到许多位老师的肯定,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李晨棻老师和教我们政治学概论的王世铮老师夸奖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我们所学的专业虽然与艺术无关,但却在全校搞起了“政治学系艺术节”:搞书画展览、办文艺晚会,请关山、孔祥玉这样的“大腕儿”举办讲座、现场演出,而且不花一分钱。最出风头的,是我们自编、自导、自演了话剧《觉悟》,而且,自己做道具,自己画布景,自己打灯光,自己放音响。英俊潇洒的应伟扮演周翔宇,苗条秀丽的蒋建荣扮演邓文淑,老成持重的刘智刚扮演马千里,憨厚朴实的李振宇扮演于方舟,聪明干练的毕宏伟扮演马俊,幽默诙谐的李勃扮演杨以德……演出那天,南开小礼堂内座无虚席,鸦雀无声,演出结束,场下掌声雷动,幕布后的同学们却抱头痛哭,因为,大家太激动了,也太辛苦了。随后,我们又演出了好几场,每次都是爆满,连校长都来观看。
那时候,有的是热情,有的是精力,有外地同学提到没有见过大海,本市的同学便自告奋勇说:“那好办,我带你们去!”一下子便集合起二十多人的队伍,坐车去太贵,干脆,骑自行车去!于是,星期天一大早,带上面包和水壶,浩浩荡荡向塘沽进发,虽然没有看到真正的大海,但能在泥滩上捡几枚毫无特色的贝壳也觉得很满足。代价是精疲力竭外加裆部磨破的一层皮,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见到自行车就发憷。
精力实在无处释放了,便开始淘气:一天中午,刘毅把一个很厚的玻璃药瓶放在地上,说:“我能一脚把它踩碎。”张德伦说:“我不信。”刘毅便说:“不信咱打赌,我要踩碎了你请客。”张德伦也不示弱,说:“请客就请客。”话音刚落,那边一脚就下去了,瓶子碎了,刘毅赢了,但碎玻璃扎破了他的泡沫底凉鞋,刺进了他的脚心,顿时血流如注,一屁股坐在地上。张德伦吓坏了,赶紧背他下楼,用自行车带他奔向卫生院。骑车的满头大汗,坐车的龇牙咧嘴。到卫生院后,医生赶忙清洗、取出碎玻璃、缝合、包扎、注射。之后呢?刘毅拄了一个月的拐上课,但仍不忘让张德伦请客。
李占通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同宿舍的应伟则是“夜猫子”,两人经常为关灯开灯发生争执。应伟说不过占通,便想出了一个损招儿,待到李占通进入了梦乡,便小心捉两只蚊子塞进他的蚊帐,不一会儿,李占通就被叮醒了,于是在睡眼惺忪中一边拍打,一边自言自语:“蚊帐没口呀,哪来的蚊子?”应伟实在忍不住了,“扑哧”笑出了声,于是挨叮的跳出蚊帐,大骂“混蛋”,既而挥拳相向,立即爆发一场“战争”,直到打累了,闹乏了,才各自上床睡觉。(www.xing528.com)
天安门前的合影。前排左起:李振宇、李渤、伍光宁、靳建新;后排左起:徐世强、刘智刚、张立顺、栾慧明、刘运峰
我们的毕业照
在圆明园遗址的合影
毕业二十年再聚首。左起:张津生、赵利军、陈江洪、贾维忠、应伟、蒋建荣、刘进荣、刘运峰、刘建启、毕宏伟、刘兴云
李振宇失恋了,便猛学抽烟,借此消愁。一天晚上,我正在五楼的教室自习,他神情紧张,脸色蜡黄,推开门对我招了招手,我赶紧出去,他说:“我不行了,快救我!”说完便蹲在地上,我吓坏了,赶紧搀着他下楼,去医务室挂急诊。大夫给他检查了一下,说:“不要紧,别再抽烟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是“醉烟”。虽然差一点发生危险,但他却从此加入了烟民的行列。
张津生年龄最小,人称“八弟”“小八”,他天分极高,但过于懒散,经常睡懒觉。每到新年开联欢会的时候,他都要大哭一场,为虚度光阴而懊悔。表示一定“痛改前非”,他也真的付诸行动,发愤用功,但没过多久,就又开始睡懒觉。因此,到了新年,便又是一场痛哭。他绝顶聪明,博闻强记,许多古诗文的名篇名句,往往脱口而出。他也经常写一些“歪诗”,或自我解嘲,或调侃对方。一次我们从十五宿舍搬到十三宿舍,原来的宿舍要进驻法学系的女同学。张津生临行前赋诗一首,其中有“昨夜床头栖好汉,今宵榻上睡红颜”的“名句”。
南开的许多活动,都少不了我们政治学系八三级同学的参与,即便周末晚上的舞会,我们的几位同学也义务维持秩序。有一次,几个校外的小混混来捣乱,我们的同学挺身而出,双方动起手来。那几个小混混不是对手,落荒而逃,但邓晓宇的门牙却被打掉一颗,我们带着他急奔总医院,大夫问:“牙呢?”我们说:“掉地上了。”大夫说:“找去!”于是又赶忙跑回学校,打着手电满地找邓晓宇的那颗门牙。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四十位同学,天各一方,已经很难聚在一起了。但大家都彼此惦念着,因此最盼望外地的同学回来,这样就多了一次相聚的机会。
九十周年校庆快要到来了,很多同学都会回来母校相聚,到那时,大家就又可以喊对方的外号,讲对方的“段子”了。
200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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