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十月，我由天津财经学院调到天津市财政（税收）科学研究所工作不久，就遇到天津市财政学会换届，领导让我参与筹备工作，就在那时，见过陶继侃先生一面，也是唯一的一面。
天津市财政学会照例要有高校的教师参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四日下午，我和两位退休不久的老同志来到南开大学北村，拜访了原财政系主任杨敬年先生，杨先生说，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南开大学财政系停办之后，就不再搞财政学了，近年主要是研究西方发展经济学。杨先生说，国际经济系的陶继侃先生这些年一直在研究西方财政学，出了不少成果，建议我们去找陶先生。
陶继侃先生也住在北村，他住的这幢楼刚刚竣工，空地上还有很多砂石料没有清理，陶先生刚刚搬进来，屋子显得有些空旷，也有些杂乱。陶先生很客气地招呼我们坐下。我是小字辈，插不上话，就坐在旁边观察陶先生。陶先生身材比较高，头发稀疏，虽年近八旬，但面色红润，精神很好，使人感到这是一位善于保养的老先生。他说话声音不高，语速很慢，平和而从容。当两位老同志向他说明来意请他担任财政学会顾问并出席换届大会时，陶先生很谦和地说：自己年纪大了，手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不当顾问了，会也就不参加了。陶先生看我坐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就转过身问我叫什么名字，现在做什么，我一一回答，并说自己是四年前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的，陶先生说：“那很好，政治学和财政学有很多联系。”我就问陶先生最近在忙什么，陶先生说，主要是带研究生，还有就是刚刚完成了一本书，已经交到出版社，并说：“等书出来后送给你。”我们临告别的时候，陶先生递给我们每人一张名片，名片上方是“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教授”，中间是楷体的“陶继侃”三个字，最下方是通讯地址和电话，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的头衔。这张名片，我一直珍藏着，但从此也就没有再和陶先生联系。
一九九二年五月，陶先生的专著《当代西方财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位的资料室很快买到了，这大概就是陶先生所说的那本书。虽然陶先生说过要送给我一本，但我也没有找陶先生要书。
有一段时间，我对政府经济学很感兴趣，想在这方面做些积累。有一次和天津财经学院的王维舟教授闲聊，他说：“你可以看看陶继侃教授的那本《当代西方财政》，人家那本就是不一般。”我连忙从资料室借出来，很认真地读了一遍。这本书和以往的财政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从分析财政的本质以及财政关系入手，而是从市场失灵所引起的政府干预出发，论证财政的功能、财政支出、财政收入以及税收体系等。从这本书里，我第一次了解了财政调控的乘数效应、供应学派、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拉弗曲线等以前闻所未闻的概念和知识点，真有茅塞顿开之感。陶先生的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我学习现代财政学的入门读物，尽管其中的有些内容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因此，对于和陶先生那次见面的印象也就愈加深刻。我眼前也时常浮现着陶先生的身影和音容。
做梦也想不到，我竟然成了陶先生的邻居。可惜的是，陶先生已经不在了。
二〇〇六年，在获得博士学位不久，我调回母校南开大学任教。转年，我买了北村的一套房子，位置在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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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拜访陶继侃先生，已经过去了十六年，北村的变化很大，很难找到当年的痕迹。在我装修房子的时候，老楼长为我介绍这里的住户。他说，一楼是陶继侃先生，但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陶先生的夫人住到了大连的女儿家。啊？我吃了一惊，原来这就是我十六年前来过的那所房子，就是在这里，我见到了陶继侃先生！
我很想到陶先生的家里看看，但门一直锁着。每当我从陶先生门前经过的时候，就不禁想起那次会面的情景。
听知情人讲，陶先生是二〇〇二年的早春去世的。那年的春天很冷，同楼的一家由于装修，擅自关掉了暖气的截门，由于室内温度骤然下降，陶先生感冒引起肺炎，很快就去世了。本来，陶先生的身体很好，如果没有这次变故，享高寿是完全可能的。很多人都为此事抱不平，主张追究对方的责任，但陶家人一向谦和厚道，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过了很长时间，陶先生的长子陶庆泰先生从美国回来，我们相互打过招呼，我对他说起以前和陶先生的一面之缘，并问陶先生的那本书是否还有复本，我想收藏一本作为纪念，庆泰先生很客气，答应找找看。
一晃又过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庆泰先生回国休假，居委会有一份通知要我转交庆泰先生。晚饭后，我来到庆泰先生那里也是当年我曾经到过的地方，庆泰先生说：“你要的那本书找出来了。”说完拿出一个纸包，里面有两本书，一本是陶继侃先生的《当代西方财政》，另一本是陶继侃先生和张志超教授共同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税收》。看到这两本书，我感到非常亲切，又仿佛见到了当年的陶先生。
我虽然早已告别了财政、税收的研究，但这两本书我要好好地珍藏着，看到这两本书，就会记起平和而从容的陶继侃先生。
2014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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