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湖边忆旧游：南开的人和事中的来新夏先生

最早知道来新夏先生的大名，还是在三十年前我读本科的时候。那时，南开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有限，每一位本科生只有四个借书证。由于我们政治学系是新组建的，在发放借书证的问题上并不顺利，据说每人先发两个。在一次班会上，大家向副系主任李晨棻老师反映，李老师性子很急，当即说：“这不公平，我现在就去图书馆找来先生！”李老师是来先生的晚辈，在来先生面前说话非常直接。很快，我们也有了四个借书证。从此，我知道了图书馆馆长来先生的名字。

改革开放之后，来先生时来运转，风头甚健。他精力充沛，身兼数职，举手投足，不同凡响。记得学校开运动会，许多系的旗子都是红底黄字或是白字，系名也多为黑体美术字。唯独图书馆学系的旗子是白底红字，系名出自范曾先生之手，在运动场上很是抢眼。入场那天，身为系主任的来先生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走在图书馆学系队伍前头，真是派头十足。

第一次和来先生近距离接触，是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南开大学举办的“曹禺七十五周年诞辰暨戏剧活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那天晚上的活动是来先生主持的，他陪同曹禺、于是之、范曾、刘厚生、夏淳、孔祥玉等名流步入会场，在向大家介绍完诸位嘉宾后，就开始介绍活动的主角曹禺先生。来先生手中没有稿子，完全凭记忆，将曹禺的生平、代表作、国内外的影响条分缕析地讲给大家，语言平实又不乏生动。我当时有些纳闷，来先生并不是研究文学的，怎么对曹禺那么熟悉，简直是如数家珍一般。那时，来先生已经年逾花甲，但丝毫没有老态，他身着深灰色西服，系红色领带，戴金丝边眼镜，头发又黑又亮，用现在的话来说，堪称南开大学的形象大使。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印象，就在去年，北京大学的张积教授谈起他在华中师范大学随张舜徽教授读研究生时，曾听过来先生的一次讲座，他对我说：“来先生真是太有派头了，应该做外交官！”

但我很长时间都没有主动去和来先生联系，一来我生性不愿意攀附名人，挖空心思地找人家要书、要字，硬是拉人家合影、让人家签名，这种事我从来不做；二来在我的印象中，来先生有些严厉，不苟言笑，咄咄逼人，身上透着一种清高和孤傲。据说，他在做图书馆馆长时，要求非常严格，办事雷厉风行，有些人很是不满。对来先生的学问，我也不甚了然，只是买过他的《结网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林则徐年谱》等。因此，毕业之后的很多年，我都没有想到和来先生联系，尽管，我的两个做编辑的好朋友都和来先生有着密切的交往，从他们那里经常会听到来先生的消息。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我到北京参加《鲁迅全集》修订座谈会，专门讨论鲁迅佚文佚信的增补问题。在会上遇到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先生。朱先生曾给过我许多帮助，我便邀请他来天津走走。朱先生很高兴地说，也好，正好去看看来新夏先生。

朱先生和夫人带着小孙女来到天津，我托张铁荣教授先和来先生取得联系，然后就来到了来先生在南开大学北村的家中。这是一座颇为陈旧的楼房的顶层，房间没有做任何的装修，依然是水泥地面，满屋的书柜、墙上的字画说明主人的与众不同。与我上大学时相比，来先生已是满头白发，腿脚也不太利落，但面色红润，精神很好。朱先生和来先生神交已久，第一次见面，非常高兴。我在旁边静静地听两位老人聊天，并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

朱先生对来先生笔耕不辍表示钦佩，来先生苦笑着说：“别人是‘著书都为稻粱谋’，我是在为老妻谋！”原来，来先生的老伴儿住进了疗养院，每月需要支付数千元的费用，这对来先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来先生感叹说：“现在文章也不好发。”朱先生笑答：“来先生的文章怎么能不好发呢？”

作者与来新夏先生合影

朱先生的小孙女只有四五岁，很是活泼调皮，来先生很慈爱地拿出一盒十八街麻花送给她，哄她高兴。来先生说：到他这里来的小孩儿很多，他就多准备一些零食。从这件小事上，我感到来先生为人的周到。

中午，我们一起去百饺园吃饭，看到来先生家仍是简易的木质门，我说：“您还是装一个防盗门吧，这样安全些。”来先生笑笑说：“这样挺好，我天天唱空城计。”

这次见面，来先生给了我一张名片，名片的正面是毛笔手书的“来新夏”三个字，背面是通讯地址和家中的电话，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前缀，不像有的人那样头衔一大堆，正面印不下印反面，让人不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的。这枚小小的名片，也反映了来先生的自信、自尊和大家风范。

从此之后，我对来先生的印象有了根本的转变，我感到，这是一位方正、博学、勤勉的长者，可以给人许多教益，从此，我和来先生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二〇〇二年早春时节，我单独去来先生家中，请他为我收藏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初版本签名，来先生很高兴，在扉页上题写道：“运峰先生以拙作来请签名，余睹旧作，又喜知者入藏，记其缘由，以示谢意。”那个时候，来先生对我还不太熟悉，因此遣词用句都很客气。

二〇〇六年五月，我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转年夏天，我迁居南开大学北村，距离来先生的家不足一百米，从此，我便成了来先生书房“邃谷”的常客。

来先生虽然离开了教学科研一线，但一点儿也没有闲下来。他除了修订几部大部头著作外，就是不停地写文章。从天津的《今晚报》《天津日报》，到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北京的《中华读书报》，经常会出现来先生的新作。几乎每一年，来先生都会有一两种甚至二三种新书问世。很难想象，一位八旬老者，会比许多职业写手还要多产。这一方面缘自来先生学养深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由于来先生勤勉过人，除了读书和写作，来先生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不足八平米的斗室——“邃谷”里，端坐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着。有时去拜访他，他说：“我刚刚写完一篇文章，你先看看。”

来先生博闻强记，许多文史掌故、名人轶事以及典章制度他都烂熟于心。我虽然读了几十年书，但对于社会交往中的许多老规矩还是一知半解，生怕用错，每当这个时候，就会请教来先生，来先生也总能给我满意的回答。二〇一三年十月八日，王学仲先生去世。按照辈分，我应该称王先生为太老师，因为我的老师孙伯翔先生是王先生的大弟子，我应该算是王先生的再传弟子。为王先生送行那天凌晨，我写了一副挽联，在落下款时却犯了难，因为署“再传弟子”显然不大妥当，有自吹之嫌，但简单地署一个“晚”字又轻了一些，我翻了几种工具书，也没有找到答案，无奈之下只好给来先生打电话求教。那时还不到七点钟，来先生还没有起床。我知道这样很不礼貌，但由于给王先生送行的车辆八点钟就要出发，也只好如此。电话响了好一会儿，焦静宜老师接了，我也听到来先生低沉的声音：“谁呀？”我先向焦老师表示歉意，焦老师说：“没关系，我让来先生接电话。”我顾不上向来先生道歉，就直接向来先生请教，来先生问了一句：“孙先生是王先生的亲传弟子吗？”我说：“是！”来先生脱口而出：“那你就署‘小门生’。”“小门生”这个称谓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难题在来先生那里顷刻就得到了解决，真不知道如何感谢来先生。(www.xing528.com)

有一段时间，下决心搜集来先生的著作，结果发现这又是一个难题，因为种类太多了。每过一段时间，我就拿上几本新搜到的书去来先生那里，一是求教，二是请来先生签名。来先生总是说；“这都是以前的东西，没多大意思，花钱不值得。”有时则说：“这种书我还有存书，你张个口就可以给你，不用花钱买。”但我从未开口向来先生要书，我总觉得，主动去买师友的著作，是对人的尊重。尤其是对一位耄耋长者，是不能有太多的要求的。

在我搜集到的书中，有来先生早年的作品，来先生见到后，很是兴奋，往往会写上一段题跋，也顺便谈谈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故事。二〇一二年六月的一天，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得一册《路与书》，这本书是一九九七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很不容易找到，我拿来给来先生看，来先生在书上写道：“运峰得此书不易，心感其情，略缀数语以志书缘。”过了大约两个月，我又在网上买到了来先生早年编写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一九五六年一月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的，篇幅很小，仅一万一千字，用四号字排印，共二十八页。来先生看到这本书，笑着说：“你可真有本事，这本书也能找到！”这本小册子原由江苏省南通市第三初级中学图书馆收藏，也不知道怎么就流了出来。这本书实在简陋，连扉页都没有，来先生只好在封二写了这样两行字：“运峰雅藏。数十年前所作，久已难求，今运峰自网上得之，如见故人。”

二〇一三年八月的一天，我拿着新买到的《天津近代史》来到“邃谷”。来先生先是在扉页上写了“运峰正”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又向我透露了一个关于这本书的秘密。来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又长期生活在天津，因此，来先生是领衔主编《天津近代史》的不二人选。受有关部门的委托，来先生率领一个团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本近三十万字的著作一九八七年三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印数为五万册，这一印数在当下是很难想象的。来先生说，这本书本来是要印几十万册的，有关部门也拟好了文件准备向全市推行，但在为书名题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有关部门要请一位领导题写，来先生认为不合适，坚持请启功先生题写。那时候来先生是南开大学出版社的社长，主动权自然在来先生手中，但这也让有关部门很不高兴，于是撤销了文件，不再推行此书。我笑着对来先生说：“您干嘛那么认真，有些人还求之不得呢？”来先生也笑着说：“我当时也是‘冒傻气’，可是积习难改。”说完，来先生又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是书撰于一九八七年，距今近三十年，印行五万册，可称一时之胜。实则大可畅行，以该书本为官方委托，一纸公文自当风行一时。惟书成，余不识政俗，婉拒权要署签，（官方）遂撤除文件，至今已难求一册。运峰喜书，淘得一册，为志其密，亦书林以佳话也。萧山来新夏又及，时年九十一岁。”

来先生很乐意和我聊天，并希望我能为他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做续补的工作，每当见到这方面的资料，他都会交给我参考。

这几年，来先生出了新书，都会打来电话：“运峰，你在天津吗？”当我回答“在”时，来先生就说：“你来一下，有一本书给你。”放下电话，我会在十分钟之内赶到“邃谷”。就在今年，我还得到了来先生的三本新著，一是《古典目录学》，一是《旅津八十年》，还有一本《太史公自序注释》的抽印本。

今年春节，我去给来先生拜年，来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的文集已经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发排，共有一千多篇文章，四百多万字，分成了六大卷。我说：“您真是高产！”来先生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了这么多。”来先生还说：“我还可以写几年，给我操持出文集的朋友说，等我一百岁的时候，再出一部续编，不知还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我说：“没有问题，您的精神很好，身体没有大毛病，一定能过百岁。”来先生笑笑说：“试试看吧！”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我去给来先生送载有我写的《来新夏先生赠我〈朴庐藏珍〉》的样报，来先生说准备把去年在问津书院讲的“袁世凯与天津新政”修改成一篇论文，让我帮他搜集一些资料，以便注明来源和出处。因为我以前帮他找的那些资料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我请来先生放心，尽快交给他。来先生说：“那就麻烦你了。”

三月三日上午，我外出办事，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通后，传来一个苍老而且略带沙哑的“喂”的一声，我问：“哪一位？请讲。”电话却断了。过了一会儿，这个电话又打了过来，原来是焦静宜老师，她说：“刚才是来先生打电话，不太会用手机。”焦老师告诉我，来先生住院了，特意嘱咐我有关袁世凯和天津的资料先不忙找。我忙问来先生怎么样，焦老师说，不要紧，就是感冒。我说，请来先生好好休息治疗，过几天我去看他。

三月九日上午，和王振良兄通话，顺便提到来先生，振良说，来先生的情况不太好。原来，来先生由感冒引起了肺炎，又由肺炎发展到心衰，被转移到了重症监护室。当天下午四点钟，我来到总医院干部病房探望来先生。病床上的来先生眼睛微闭着，身上插了许多管子，假牙已经摘了下来，脸颊深陷，头发也有些乱，没有了昔日的风采。焦静宜老师轻轻地呼唤他：“来先生，刘运峰看您来了，您知道吗？”来先生依然没有反应。我默默地站在来先生的旁边，看着昏迷中的来先生，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毕竟，来先生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是很难经受这样的折腾的。

但我仍然祈盼着奇迹的发生。每当经过来先生的楼下，都希望看到“邃谷”的灯光再度亮起来，但是，连续二十多天，“邃谷”依然没有开灯。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王振良兄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我第一句就问：“来先生怎么样？”振良说：“来先生下午三点十分走了。”虽然在心理上有一些准备，但还是感到有些突然。我和振良静静地坐着，谁也没有说话。

听焦静宜老师讲，来先生走得非常安详，没有丝毫的痛苦，这是来先生的福分。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在焦静宜老师的精心照料和协助下，来先生基本做完了他要做的事情，他的二十余种著作都是在近十年完成的，来先生实现了他“有生之年，誓不挂笔”的承诺，也创造了年过九旬依然笔耕不辍的奇迹。来先生应该是没有遗憾了，走得坦然，欣然。

很久以前，就想求来先生一幅字，来先生也答应给我写，但又说：“我的字不行，没有下过功夫，拿不出去。”我对来先生说：“您不用谦虚，您的字很有法度，属于温柔敦厚一路。”来先生才告诉我，年轻时曾临过《北魏张黑女墓志》，后来大多用钢笔，写毛笔字的机会就少了，上了年纪，手总是打颤，就更写不好了。我曾劝来先生多写写毛笔字，甚至私下里认为他可以少写些文章，多写字，因为写文章需要脑力，写字对老年人来说，则是很好的休息方式。但来先生的“文债”实在是多，约稿的，求序的，应接不暇，来先生也有些不堪其苦，但也无可奈何。我每次去来先生那里，都想提求字的事情，但看到来先生实在太忙，写字又需要做许多准备，就没有再提这件事，总以为还有机会，没想到却成了永久的遗憾。

2014年4月17日，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