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刘佛丁先生追忆与朱英瑞老师的友谊

在我的藏书中，有一本《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主编是刘佛丁先生。书中夹着两份材料，一份是加了黑色边框的讣告，一份是刘佛丁教授生平。讣告上写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佛丁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三十分不幸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每当看到这本书，看到书中的这两份材料，心情就很沉重、很难过。

本来，我有机会成为刘佛丁先生的学生，但我最终又没有能够成为他的学生。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下半年，我决定报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博士研究生，选定的导师就是刘佛丁先生。

我从朱英瑞老师那里查到了刘佛丁教授的电话，很冒昧地打通了他家中的电话。电话里刘先生声音不高，但很浑厚。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很耐心地听完，说：“你的条件不错，欢迎你报考。”我提出去拜访他，他说：“我很忙，你又要跑很远的路，就不必来了，好好准备吧。”我放下电话，心里有些嘀咕，莫非刘先生不想收我这个弟子，莫非他早已有理想的人选。但既然决定报考，想太多也没有用，于是抓紧时间温习外语，读相关的专业书籍。

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我在天津财经学院工作，财政系主任王亘坚教授建议我在从事共青团工作的同时担任中国财政史的教学，我为此做了不少准备，读了胡寄窗、傅筑夫等前辈的著作，也尝试着写了几篇有关财政史的文章。尽管由于阴差阳错，我没有专门从事财政史的教学和研究，但毕竟有了一些积累，因此，阅读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并不感到陌生，这也增加了我考试的信心。

过了些日子，朱英瑞老师遇到刘佛丁先生，他们两人是大学时期的前后届同学，平时关系很好。朱老师很仔细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刘先生说，我对这个学生有印象，让他来和我面谈一次吧。

刘先生住在迎水道校区的教工宿舍，好像是二楼的一个单元。刘先生家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非常整洁，他案头的图书资料也都井井有条，这在大学教师的家中实不多见。古人云“几案精严见性情”，仅看刘先生的日常生活就可见其不同凡响之处。

刘先生刚过花甲之年，但头发基本掉光了，他面色白净，戴一副金属架眼镜，身着浅灰色西装，很是儒雅。他待人很温和，但又不失严肃。他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没有太多的客套，便开始仔细地听我讲我的学习经历、专业背景以及工作情况。当他听说我在中国财政史方面下过一些功夫现在又在财政研究所工作后，说，你还是有优势的，将来可以在中国近代财政史方面找到突破口，这方面有许多题目要做。刘先生得知我爱好书法和绘画，很有兴趣地问了我一些书画方面的事情。从刘先生的谈话中我得知，他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家中有不少的名人字画。他还提到了国际经济系熊性美教授的父亲、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先生。和刘先生的一席话，让我想起了《论语》中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这句话，在刘先生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刘先生的学生。

在向刘先生请教中得知，他和王玉茹、赵津、张东刚等老师刚刚完成了一本《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便想找来参考，但跑了几家书店都没有买到，那时候网络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只得托在教育部工作的同学刘大为兄代购，大为找到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门市部，总算把这本书买到了。据大为说，这是最后一本，他用特快专递寄给我的时候，已经是二〇〇〇年的三月二十二日了，距离考试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了。

这本书，我是当作宝贝一般读的，书后记着：“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四日草草读完第一遍，三月二十九日读完第二遍，四月十一日夜读完第三遍。”对于书中的重点章节，我读了还不止三遍。

考试还算顺利，随后是焦急的等待。

成绩终于出来了，我达到了复试分数线。

我提出再次去拜访刘先生，他却婉言谢绝了。

复试的时候，刘先生除了考察我一些专业的问题外，特意问我对于中外经济史比较的课题是否感兴趣。同时，他也提到假如我来读博士原单位是否同意，是否在读书的时间上有保证。我一一作答，感到刘先生对我还比较满意。

复试之后，又是焦急的等待，因为不知道名次是否会有变动。(www.xing528.com)

在电话中，我向刘先生了解是否有录取的希望，刘先生说，应该没有问题，要报研究生院审批，让我耐心等待。我仍然想去拜访他，他说：“不必了，我现在正忙于看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时间很紧。”我只能请他注意身体，他在电话里说：“好，谢谢你！”

又过了几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我有些沉不住气，再次拨通了刘先生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女性，问我找谁，我说找刘先生，她问我是刘先生什么人，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是他的学生。对方说：“刘先生昨天去世了。”我顿时懵了，不知说什么好，停顿了一会儿，我说：“我去看刘先生。”

我快步跑下楼，骑车一路狂奔，来到了刘先生的家。门前已经摆放了很多花圈，客厅已经布置成了灵堂，刘先生的大幅彩色遗像挂在正中。遗像中的刘先生，慈祥、睿智、儒雅、淡定，我向刘先生的遗像三鞠躬，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第二天，即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午，按照治丧小组的安排，我和刘先生众多的同事、朋友、学生一道，来到北仓公墓，参加了刘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看到仿佛睡着了的刘先生，我默默地说：“刘先生，我来送您来了，您还记得我这个学生吗？”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书影

我虽然没有成为刘先生的学生，但在我的心目中，刘先生是我的导师，因此，我把那本《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连同关于刘先生的两份资料，仔细珍藏起来，算是对刘先生的一个纪念。

2014年3月15日

附：刘佛丁教授生平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佛丁先生于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刘佛丁教授生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即留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一九九〇年经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批准为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他历任南开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南开经济研究》主编，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学术带头人。

刘佛丁教授一生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经济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中国近代史中的价格、近代经济发展与周期波动、近代市场的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的著作《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近代中国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中国近代经济史》被国际同行称为“无可类比的名著，可以称作是展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成果”。他培养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多人。他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为我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之一，中国近代经济史被列为天津市重点学科。

刘佛丁教授治学严谨、扎实，虽然他天赋聪颖，但是依然勤奋好学，从默默无闻地搜集第一手资料埋头做起。他性格沉稳，待人谦和，但学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大胆吸收西方最新的理论成果，用经济学理论来研究经济史，以全新的方法重新构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理论框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

刘佛丁教授为人正直、耿介，从不媚俗趋炎附势，对学生和后进，则是诲人不倦，尽力提携。他淡泊名利，对事业孜孜以求，追求学术真谛执著而热忱，有着独特的学术个性。他对生活中的挫折能以达观的态度坦然面对，表现出一种豁达的胸襟。

刘佛丁教授的逝世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大损失，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作为亲友、同事和学生，我们痛失一位可敬的师长和益友。我们在此沉痛悼念刘佛丁教授。

刘佛丁教授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