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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湖边忆旧游:纪念王学仲先生

时间:2023-09-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和王学仲先生有了直接的接触。一天,社长魏立刚学兄突发奇想,要把书法社“升格”为“南开书苑”,并提议请王学仲先生题写匾额,我们几个骨干极力赞同。一天晚上,我和魏立刚来到了王学仲先生的家。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成立后,王先生是最早受聘的教授之一。而今,这封信已成为珍贵的纪念了。随后,我来到黾园,在王先生的遗像前行礼、致祭,又随同众人来到殡仪馆,向王先生的遗体告别,算是见了王先生的最后一面。

马蹄湖边忆旧游:纪念王学仲先生

一九八一年秋天,我报名参加了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举办的书法班。一天晚上,老师孙伯翔先生拿着几瓶托人买到的黑色油漆对大家说,这是给王学仲先生买的,王先生在尝试用油漆在宣纸上写字。从此,我记住了王学仲先生的名字。

南开大学读书后,我加入了书法社。和王学仲先生有了直接的接触。有时,我们请他为展览题字,有时,我们请他来给书法社的同学讲课,对于这些,王先生都是有求必应。他的墨宝我们也不加装裱,就和同学们的作品挂在一起展出。

记得在一个冬天的星期日下午,他应邀来到主楼的一间大教室,给我们讲他的书法创作体会。那天,他随身带来了徐悲鸿给他的题词,是一个横幅,天长日久,有些残破,王先生很仔细地装在一个布袋子里。那一天,他还带来了刚刚创作完成的一副隶书对联,写的是黄庭坚的诗句“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那件作品写得很大,也很精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南开大学众多的学生社团中,书法社是比较红火的一个,每年都有不少同学加入进来。一天,社长魏立刚学兄突发奇想,要把书法社“升格”为“南开书苑”,并提议请王学仲先生题写匾额,我们几个骨干极力赞同。一天晚上,我和魏立刚来到了王学仲先生的家。王先生在书房里接待了我们,书房不大,不到十个平米,但非常整洁,一对小沙发的背后挂着郑诵先的章草对联,中间是李苦禅画的一幅雄鹰。除此之外,墙壁全部被书架占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整套中华书局的校点本“二十四史”,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家庭中见到这部书。我们说明来意,王先生非常赞成,答应给我们题写“苑”名。过了几天,魏立刚就取来了王先生的题字,在一张四尺对开的宣纸上,“南开书苑”四个大字端庄凝重而又不乏灵动,堪称王先生书作中的精品。魏立刚跑到学校的建筑工地上找来一块红松木板,从木工组借来工具和油漆,把王先生的题字刻成了一块木匾,当时担任校团委书记的薛进文老师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特意给我们找了一间简易的板房,我们把牌子挂出来,分外醒目,很令其他的社团羡慕。从此,“南开书苑”的名声就越来越响亮。这其中,就包含着王先生的许多心血。

天气好的时候,会看到王先生骑一辆旧自行车穿梭于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之间,当我们和他打招呼时,他会很和蔼地说:“有时间到家里去玩。”但我们都知道他很忙,不能随便打扰。

按照辈分,王先生是我的太老师,但我从来没有向王先生表露过,也从来没有向王先生开口要过字画。大约在一九八五年春天,河北大学的黄绮教授应王先生之约,来天津大学举办书法讲座。在笔会上,王先生书写一副对联,刚写完第一个字“鹰”的时候,王先生自言自语地说:“词儿记错了”,随手就丢在了地上,我顺手捡起来,夹在一本书里。这可以算是我收藏的王先生的一件墨宝了。

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成立后,王先生是最早受聘的教授之一。一九八六年冬天,南开大学举办“东方艺术系列讲座”,由王先生主讲书法。那天下午,主楼小礼堂座无虚席,在讲座结束后,王先生当场写了一幅隶书,一幅草书,让同学们领略了书法的魅力。

大学毕业后,与王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十几年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艺术学博士的张以国学兄与校方联系,由美方举办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作品展,我陪他去黾园拜访王先生。天气很热,王先生不停地扇扇子,在交谈中,王先生说:“我从来不闲着,每天都在写字、画画、读书、作诗。”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线装的宣纸本子,上面题着“诗笺”两个隶书字。王先生把刚刚完成的一首诗作读给我们,内容是赠给同乡贺敬之的。张以国请王先生写一篇自述性的文字。王先生说,好的,我现在就写。我们俩到旁边的一家小店复印了点材料,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王先生的稿子就写完了,大约有四百字,而且清楚工整,没有一丝改动。那时,王先生已经七十开外了,文思依然敏捷,真令人佩服。(www.xing528.com)

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办了一份《书法家》刊物,我以前的同行、在河北省地方税务局编杂志的艾树池兄参与编辑。一天,他特地来天津组稿。同样是一个夏日,我陪他来到黾园采访王学仲先生,王先生边翻阅《书法家》的创刊号,边和我们谈他的一些创作体会,他说,艺术就是寂寞之道,追求热闹搞不出真东西。他很反感一位艺术家提出的中国画“笔墨等于零”的主张,他很激动而且大声地说:“中国画没有笔墨才等于零!”他还说:“别人都爱热闹,我偏爱枯燥。”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就以“人爱热闹,我爱枯燥”为题,写了一篇访谈,发在了《天津青年报》上。

二〇〇一年秋,我在一个展览上看到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默临的《兰亭序》长卷,后面有一段王学仲先生的长跋,颇有见地,两位名家的作品装裱在一起,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我把王先生的跋语抄录下来,写了一篇《王学仲先生跋〈周汝昌默临兰亭序〉》的小文。这篇小文在《书法报》刊出后,我给王先生寄了一份样报。隔了几天,王先生就回了一封短信:“运峰君:大文运思甚佳,已复印留存,并致谢忱。即颂 文祺!”信是用毛笔写在一枚印有兰草和钤盖“江湖意冷”“八旬黾翁”的笺纸上的。而今,这封信已成为珍贵的纪念了。

王先生是十月八日早晨去世的,但我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已经是十月九日的夜间了,我感到,他的去世带有“一个时代的结束”的悲哀。因为,今后很难再出现他这样的“全才”“通才”了,也很难再有这样一位具有传统人文修养而又不乏国际视野的艺术家了。

王学仲先生书札

第二天一早,我写了一副挽联:“扬国风,励民魂,黾学成绝响;写怀抱,赋狂草,艺苑树丰碑。”随后,我来到黾园,在王先生的遗像前行礼、致祭,又随同众人来到殡仪馆,向王先生的遗体告别,算是见了王先生的最后一面。

2013年11月8日,南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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