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新开湖边遇到散步的尹一耕老师，聊天中顺便问起王世铮老师的情况，尹老师说：王老师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我不禁黯然。自从回到学校任教后，就不时打听王老师的下落，但都莫知其详，现在终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王世铮老师是教我们政治学概论的老师，我们最初的一点政治学知识就是从王老师那里学来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恢复重建，南开大学成立了政治学系，但师资匮乏。王老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于是从哲学系调过来专门讲政治学概论课。
由于政治学停顿了许多年，很多人还心有余悸。王老师长年没有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又加之参考资料极少，因此讲起课来难度很大。看得出，王老师很谨慎，基本按照当时由赵宝煦教授主编的《政治学概论》来讲。王老师发给我们一份油印的教学大纲，除了增加了一章“政策论”外，基本没有新的内容。这让同学们多少有些失望，好在那时也没有更多的选择，大家还是很认真地学习这门课。
王老师讲课声音浑厚而略带颤音，他的俄语、英语基础不错，有时会不经意地说出几个英文单词，很引人注意。但他的教学效果并不是很好，课堂气氛有些沉闷。他很谨慎，在课堂上基本不触及现实问题，更不会抨击时弊。
这与王老师的经历有关。
王老师在“文革”中受过很大的冲击。他的爱人在“文革”中跳楼自杀，王老师家破人亡，那时，他的儿子才只有三岁！
从那场浩劫中过来的人大多谨言慎行，王老师当然也不例外。
王世铮老师政治学概论课上所用教材
王老师尽管性格内向，不苟言笑，但很愿意和同学们交往，我们几个同学有时晚上就去王老师家聊天。
王老师和他的儿子生活在一起。没有主妇的家庭总有些冷清，也不免有些凌乱，但王老师却把家收拾得很整洁，可见王老师的勤快。
有一次，王老师主动提到了他爱人的惨死，有同学建议，可以把这段经历写下来，王老师叹了一口气说，都过去了，不愿意再提了。
大概在一九八五年的春夏之交，王老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女方住在百货大楼后面的一个大杂院里。那时候还没有搬家公司，王老师找了一辆车，让我们几个同学帮忙，把女方的东西运到学校，算是重新组织了一个家庭。
过了几天，王老师特意买了几种点心，把我们几个同学叫到家中，以示答谢。王老师说，为了采购这些东西，还搞了一个社会调查，看看哪儿的点心质量好，并告诉我们几种点心的名称和口味。在当时，这是很高级的享受，至今仍印象深刻。
王老师虽不善言辞，但多才多艺。他能唱俄文歌曲，每次新年联欢会，他都应邀唱《喀秋莎》，字正腔圆，颇有韵味；他的字也很好，讲义一笔不苟，清楚美观；他的板书也很漂亮，颇有条理；他的毛笔字写得也不错，虽然不经常动笔，但颇有法度。有一次我们搞书法展，还特意请王老师写了一张字。
自己当了教师，才知道时间的宝贵。对于学生的来访，经常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但王老师对我们从来没有表示过厌烦。每次去他家里（那时没有电话，都是突然登门），他都很热情，给我们沏茶，陪我们聊天。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突发奇想，成立了一个政治学研究会，请王老师当顾问，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还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当中的几位“骨干”——我和常盛均、李振宇、黄新皖、高树信等同学泡了一段时间的图书馆，编了一份《政治学原理论文索引》，请王老师指教。现在看来，这份索引幼稚得近乎可笑，全然不得要领。但王老师看得很仔细，除了改正我们的笔误之外，还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意见，意见共七条：
一、下了很大功夫，取得初步成果。(www.xing528.com)
二、要确定论文收集的时间，如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至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不在此段期间者不收。
三、感到内容收集得不全，有些重要论文未收入。如《政治学研究》《国外政治学》《政治学信息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瞭望》等杂志刊载的文章未全收入，必须补上。
四、索引的格式要统一，项目要齐全（如论文题目、作者、报刊名称、出版年月和期数）。在初稿中，格式不统一，项目不齐全。写法不一致，不能写“同上”。缺作者等项。应统一规定：杂志要写明，一九八五年×期；报纸要写明，一九八五年×月×日。
五、重复的论文可设“互见”。完全不重复是不可能的。
六、可利用过去的《政治学论文索引》，尽量吸收进来。
七、不要急于求成，要扎扎实实地做工作。先做好卡片，然后分类、增减、调整，基本确定后再抄写。否则必然事倍功半。
这些意见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写的，距今已经二十七年了！
《政治学原理论文索引》封面
除了具体的指导，王老师还建议系里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支持，将这些东西打印出来，做成卡片，方便老师和同学们使用。那时政治学系非常困难，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加之我们做事缺乏耐心，也就没有坚持下来。但系副主任李晨棻老师在全系同学的大会上特意表扬了我们。至今，这份索引还保存在我的书柜里。
王世铮老师的批语
在大学期间，我对政治学的兴趣最大，和王老师接触也最多，他也很喜欢我。有一回教育部来人调研，王老师和我作为师生代表参加。在学生会担任宣传干事的刘智刚同学为王老师拍了一张照片，效果非常好。我给王老师冲洗了一张，王老师很高兴，要给我钱，我没有要。过了几天去王老师家，王老师说，我送你一本书吧。那是一本刚刚出版的论文集，其中有王老师一篇关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论文。王老师在扉页上很郑重地题上字，说：“拿去参考吧！”他是以这种方式表示对学生的谢意。可惜的是，我并没有太当回事，历经几次搬家，这本书已经不知下落。
我毕业前夕，王老师晋升为副教授，他很希望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但由于政治学系的硕士学位授权点没有批下来，我也急于工作，尽快减轻父母的负担，因此就没有继续跟王老师读书。
毕业之后，就很少和王老师联系。有一次回学校办事，在大中路上遇到王老师，王老师说：他在讲义基础上写的《政治学概论》已经出版了，下次见面送我一本。但阴差阳错，总也没有机会专门拜访王老师。那次大中路的相遇竟也成了我和王老师的最后一面。
得到王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想到了这本书，便想买一本作为纪念，但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太长了，出版社早已没有存书，到旧书网上寻找，也未能如愿，这使我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唯一可以留作纪念的，就是王老师写给我们的那七条意见了。
与许多人相比，王老师没有赫赫之名，也没有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流传下来，他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师，生前清贫，死后寂寞，但我觉得，王老师是值得学生们敬重和怀念的，他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光环和桂冠，但他恪守职责、尽心尽力帮助学生的品格是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的。
201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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