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张凌志老师火化的日子，我由于参加研究生考试的阅卷工作，不能送张老师最后一程，只能写下这篇小文，算作一个不成敬意的纪念。
在我们的印象中，张老师的身体一向很好，他身材瘦削，行动利落，带着一种“寿者相”。南开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期间，在教育部工作的刘大为兄见到张老师很健康，非常高兴地说：“张老师的精气神很好，到一百岁没有问题！”谁能想到，他竟在突发心脏病后十二小时，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最初见到张凌志老师，是在政治学系八三级本科生的开学典礼上，那时，张老师刚从和平区委宣传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受命到南开大学参与筹建政治学系并任党总支书记。张老师身着白衬衣、灰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皮凉鞋，给人以整洁、利落、精神的印象。张老师讲话声音不高，语速缓慢，总爱打一些手势。虽然不太吸引人，但条理清楚，重点突出。
张老师的本职工作是党总支书记，但却承担了许多行政和教学工作。那时的政治学系，一缺师资，二缺教材，三缺办学经验。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南开曾设有政治学系，拥有王赣愚、杨敬年等名师，但随着政治学被砍掉，这些先生都纷纷改了行。等到这一学科在一九八三年得以恢复，老先生们一是年事已高，二是心有余悸，都不愿意重操旧业。为了尽快把这个系重新建立起来，张老师多次走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有关教授，并和几位老师一道，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开设了主要课程。同时，张老师还四处奔走，与有关部门协调，广揽人才。李晨棻老师、朱英瑞老师、王世铮老师、杨文蓉老师、曹杰老师、蔡拓老师等教学骨干，朱光磊老师、沈亚平老师、杨龙老师、葛荃老师、王骚老师、谭蓉老师、武东生老师等青年才俊陆续加盟政治学系。时隔不久，车铭洲教授任政治学系主任，政治学系在短短几年内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这些，都渗透着张老师的心血。在校园里，我们经常看到张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往于学校各部门，为政治学系争取一席之地。
张老师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有着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但他丝毫没有官架子。他时常到我们宿舍和我们一起聊天，了解我们的学习、生活、思想情况。我们那时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有时表现得很不礼貌，但张老师从来不批评我们，而是心平气和地同我们讨论。有一次，几位同学提出团支部、班委会实行竞选，这在当时还属于新生事物，有些不合时宜，有的老师怕引起不良后果，主张“压”下去，但张老师还是同意大家试一试，表示要尊重同学们的选择，这足以说明张老师的开明和宽容。
张老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师母很贤惠，对张老师很是体贴。在一个冬天的上午，我们去张老师家，室内温暖如春，张老师端坐在客厅的桌子前写讲义，旁边放着一个师母削好的鸭梨，令我们好生羡慕，因为在那个时候，有这种生活条件的老师并不多。(www.xing528.com)
毕业后的每次同学聚会，我们都会把张老师请来。张老师每次在讲话中都表达同一个意思：当时的办学条件太差了，有些课没有开出来，有些课开得太仓促，甚至连同学们外出的实习经费都用在了系里的基本建设上，因此很对不起同学们。有一次，张老师颇为动容地说：“政治学系的发展，你们八三级同学是做出过牺牲，做出过贡献的！”张老师的话让我们很受感动。其实，我们谁也没有抱怨过，因为那时的政治学系太艰难了。有一年春节前，创收较多的部门都在成百上千地给老师们发奖金，但政治学系却发不出一分钱，校领导实在看不过去，特意从学校的福利费中给每位老师发了三十元奖金并要求保密。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一位老师家串门，看到老师全家吃的竟是咸饭（在粥里放入少许酱油），但老师们依然在尽职尽责地从事着教学和科研工作，我们又怎能抱怨呢？
张老师退休后，并没有闲下来，而是热心于天津市政治学会、全球问题研究所的工作，还曾一度在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之间牵线搭桥，促成了很多活动。
我总觉得，张老师并没有走，我的眼前，依然浮动着一个和蔼可亲而又沉稳坚定的形象。
2010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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