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和傅佑同教授取得了联系。
傅佑同是《东北地理教本》编者傅恩龄教授的长子，生于一九二三年，是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傅佑同教授住在天津大学北五村一幢普通的楼房里，周围环境清幽，颇有闹市山林之感。
真想不到，九十三岁高龄的傅佑同教授竟然亲自来开门，他步履灵活，精神矍铄，思路敏捷，丝毫不显龙钟老态。
看到刚刚出版的《东北地理教本》样书，傅佑同非常高兴，说：“这要归功于张伯苓老校长，是他指示我父亲编写的。”由于档案资料缺乏，我们对其父傅恩龄教授的情况知之甚少。傅佑同说，他的父亲与周恩来、马骏、冯文潜、吴玉如是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主修经济地理。回国后担任张伯苓校长的秘书、外语系的教授，与杨石先、黄钰生、鲍觉民都是很好的朋友。一九五〇年应邀到新成立的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任教授，直到一九七五年去世。
谈到自己的家世，傅佑同说，他的祖父最初在东北做官，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关内定居。他的父亲傅恩龄和三叔傅大龄都是南开的教师。一九三七年，傅佑同在南开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南开中学，但由于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入华北，南开中学被迫停办。七月二十九日，日本轰炸南开大学，傅佑同随父母及南开大学的一部分教师迁入英租界避难，在耀华中学开办的特别班就读。一九三八年五月，傅恩龄教授携全家和南开的部分教师装扮成商人一道从大光明码头乘船到大沽口出海，先到香港，再到越南海防，而后到河内，由河内乘火车转赴昆明。由于是一路爬坡，火车走得很慢，“可以随时跳下火车方便、玩耍，然后再紧跑几步爬上去，很有意思”。多年之后，傅佑同还饶有兴致地讲述这段虽然艰难但又充满乐趣的往事。
来到昆明之后，父亲傅恩龄继续在西南联大任教，傅佑同则进入龙云夫人创办的南菁中学读书。“当时的中学部主任是施剑翘，在天津居士林击毙了孙传芳，为父亲报了仇，被人们称为女中豪杰，我们对她很是崇拜。”傅佑同还讲道：“我们家和施剑翘还有一些渊源，我的姑姑和施剑翘的妹妹是齐鲁大学的同学，关系很好。”
一九三九年，傅佑同考入了重庆南开中学，托父亲的一位朋友帮忙，乘邮车经贵州来到重庆读书，度过了四年的时光。(www.xing528.com)
一九四三年，傅佑同回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工学院机械专业就读。
由于人口激增，昆明物价大涨，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想方设法去做兼职。时隔不久，美国的“飞虎队”来到昆明，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一位美籍的广东人举办了英语培训班。由于傅恩龄教授精通日语，而美军需要翻译日军的一些资料，因此他也来到培训班工作，顺便得到一部分收入补贴家用。
傅佑同说，他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一家人吃饭很成问题，经常挨饿，从来没有吃过零食。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傅佑同曾休学一年，在西南联大创办的机械工厂人造冰车间做管理员。“昆明四季如春，从来不下雪，冰块只能靠人造，主要是供应美国人和医疗机构。另外，美国人来到昆明后，走到哪里都要安装自来水，需要大量的水管零件，工厂生产出来后，我负责安排运输。”傅佑同如是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师生陆续返回原地，傅恩龄教授继续在南开大学任教并担任训导长。在当时的救济总署的安排下，傅佑同和同学们先乘卡车到长沙，再从武汉乘小型美军登陆艇到上海，后又换乘大型登陆艇到天津，再到北京进入清华大学继续读书。一九四八年，傅佑同从清华大学毕业，到南开大学工学院做助教。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一切学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一九五〇年，傅佑同被选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随同苏联专家攻读机械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接受了全套的苏联教学计划，并将苏联的《机械原理》教材翻译成中文。直到一九五五年，傅佑同才回到天津。由于在院系调整中南开大学的工学院整建制并入新组建的天津大学，因此，傅佑同来到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任教，直到退休。
傅佑同抚摸着《东北地理教本》说：“真要谢谢你们，历经战乱和多次运动，我们家也没有这本书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前夕出版这本书，太有意义了。我要把这本书分送给我的弟弟妹妹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201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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