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位多年前的朋友打来的，他问我在哪里？在干什么？我回答在办公室看书、写稿子。他有些诧异，说你星期天怎么还去办公室看书、写东西？我说，习惯了。他说，你也五十岁的人了，应该放松放松、享受享受，比如去外边走走看看，何必搞得那么紧张。我笑着回答说，我这也是一种享受——的确，能够安静地坐在办公室里，看书、写稿子，是很惬意的事情。
在许多人眼中，大学教师平时不用坐班，课时也不是很多，又有寒暑假，在社会上还受人尊重，算得上轻松自在，令人羡慕。实际上，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真正的感觉并非如此，正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自从当了教师，工作和闲暇、节假日和工作日就再难以区分。许多工作都是在假期、公休日完成的，与平时相比，一点儿都不轻松。
这样的感觉、这样的状态并非属于我一个人或少数人，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南开教师都是如此。大家偶尔碰面，也多是在往返研究室、实验室的路上。大家交流的，也多是假期中在读什么书，搞什么课题，做什么实验，写什么文章。
在娱乐场所，在度假胜地，很少见到南开人的身影。大家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一种共识，那就是，南开人生来就是勤勉耕耘的，就是不断提高、不断丰富自身的，就是不断超越自我的，就是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
一所大学风气的形成，品格的树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南开人的内敛，南开人的坚韧，南开人的自励，来自南开精神的熏染，来自一代又一代以“公”“能”为核心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的感召。校训，不仅仅是刻在石头上，写在标语上，更重要的是落实在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师生的行动中。
从本科到博士，前前后后，我在南开园做了十年的学生。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师们当年传授的知识大多模糊了起来，然而，老师们的道德风范、品格情操对自己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历久弥新。
我是政治学系一九八三级的学生。那时的政治学系刚刚恢复重建，几乎是白手起家。师资匮乏、教材短缺、场地紧张，几经周折，才在主楼五楼有了一间办公室和一间教室，算是有了一个栖身之地。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老师们不叫苦，不抱怨，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当中。
班主任朱英瑞老师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归国华侨，在党和政府的资助下读完了中学和大学。他知恩图报，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在许多岗位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的生活负担很重，与在附中任教的李娜师母要赡养年迈而没有收入来源的岳母，还要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我们经常去朱老师家请教问题，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们家的饭桌上大多是素菜，几乎见不到荤腥，偶尔有一盘豆腐粉条就算是改善生活。对此，朱老师安之若素，他很知足，总说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在教学上，朱老师一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的讲稿写得非常整齐、美观，像一件艺术品。每次上课，除了讲稿，他还会拿来一些卡片，上面是搜集到的新资料。记得在《伦理学》课上，为了解答同学们关于“温州模式”将会引起何种社会观念变革的问题，朱老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条分缕析地为大家讲解。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积劳成疾，朱老师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他虽然没有留下太多的著作，但是，他那清楚、整齐、美观的讲稿、卡片，本身就具有一种示范作用。(www.xing528.com)
副系主任李晨棻老师是“文革”前毕业的研究生，在党史、党建和国际共运史方面造诣颇深，在教学、管理上一点儿也不含糊。在我们入学后的一次师生见面会上，她听说我们办理借书证遇到了麻烦，散会时很激动地说：“没有借书证怎么行？我现在就去找来先生！”李老师对图书馆馆长来新夏先生执弟子礼却又据理力争，因此事情很快就解决了。李老师平时不苟言笑，课堂纪律非常严格，但在课下却非常热情，我们每次去她家里，她无论多忙，都会停下手边的工作，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在一次闲谈中我们得知，她的弟弟是著名的摄影师李晨声，弟媳是著名导演王好为，夫妇俩合作了不少优秀的影片，如《瞧这一家子》《北国红豆》等，提起她的弟弟和弟媳，她就很自豪。她说：“他们俩是搞艺术的，我是搞理论的。我们平时都很忙，但都互相惦记着，经常通电话。”李老师在教学上很是投入，有时忙于备课和上课，竟然忘了买菜。有一天晚上我们去她家串门，由于没有买菜，一家人在吃咸饭（就是在饭中放一点盐和酱油），我们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的硕士论文是沈亚平老师指导的。我做论文的时候，沈老师一家三口还住在北村一个不足三十五平方米的独单里。沈老师就在不到五平方米的“客厅”的饭桌上仔细批改我的论文。我的论文初稿写了八万多字，沈老师逐字逐句地阅读、修改，他先是用铅笔，后是用红笔，从头到尾修改了两遍。当我在文后向他致谢时，他坚决不同意，说这都是导师分内的工作，一客气倒显得不自然了。将近二十年过去，我还仔细保存着这本论文的底稿，连同那篇没有印在定稿上的后记。每当看到这厚厚的一摞底稿，看到沈老师的批改的字迹，心中就充满了一种感激。
我的博士论文是朱光磊老师指导的。朱老师在南开大学哲学系读本科的时候，他的“人生之志两不变”的事迹就由《中国青年》杂志进行了报道，在大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读研究生期间，朱老师就出版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专著，该书列入“走向未来丛书”，发行十余万册，至今仍是研究西方分权学说的重要成果。尽管成名很早，但朱老师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而是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在我随朱老师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已在政治学基础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收入分配与政府控制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受到了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朱老师以治学严谨、视野开阔著称，他尽管工作繁忙，但在学术研究上却一点儿也不打折扣。他没有节假日，一切娱乐都与他无缘。对于学生，他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朱老师正要去日本讲学，那时的通信远没有现在这样便捷，朱老师就把我的初稿带到日本，在讲学的空隙逐字逐句地批改，然后委托师母侯波老师通过特快专递寄回国内。在我的论文初稿中，朱老师批改了一百余处，有赞同，有鼓励，有质疑，更有严肃的批评和明确的要求。我的论文是关于“二元结构”下当代农民负担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些表述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朱老师特别提醒我，学术研究必须坚持客观、理性，不能掺杂感情因素，否则就容易“跑偏”，结论也就失去了科学性。另外，不能从个别的现象推导出一般性的结论，必须论证充分，言之有据。朱老师的话，无异于当头棒喝。经过一番苦战，我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我以为，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知识是一方面，学习老师研究问题的方法、视角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学习老师的品格、老师的精神、老师的风范。我很幸运，在南开大学求学期间遇到了许多位默默奉献、沉潜敬业、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好老师。我总觉得，南开校训在老师们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一个人的成长，两种环境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是家庭，二是学校。家有家规，校有校训。具体来说，家长和老师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最大的。就我本人来说，父母的言传身教使我始终将宽厚、善良、朴实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而在追求知识、培育学生和探讨学术的路途上永不满足、永不止步则主要是受到老师、同事和周围大环境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本科毕业至今二十七年的时间里，我没有一天不读书，没有一周不买书，也没有一个月不写文章。虽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时找老师请教，但老师们践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的风范一直在督促着我不能松懈，不能懒散，不能敷衍。每当思想上有所放松，行动上有所怠惰，眼前就会浮现出老师们的身影，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声音在提醒着自己：今天，你做了哪些工作？你吸纳了新的知识吗？你在学术上有了新的提高吗？你在指导、培养学生方面有新的成绩吗？你的思想、道德境界有新的提升吗？于是，便静下心来，继续自己的工作。
201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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