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和尹沧海教授一道欣赏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徐渭书画全集》,尹沧海边翻边说,这些画我都临过,有的临过不止一次。
这话我信。因为尹沧海的花鸟画中,的确有着徐文长的影子,那种用笔的简练、恣肆、率性,那种构图的险峻、奇特,颇得青藤神韵。只不过,与青藤相比,尹沧海的花鸟画显得更为明快、活泼、清新,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审美追求。
看尹沧海作画,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无论是尺幅小品,还是丈二巨制,他都是成竹在胸,略加思索,即笔走龙蛇,任意点染,顷刻之间,鸟语花香,生机盎然。
而这,来自他笔下的功力,来自他长年无休的高强度的训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尹沧海出生在安徽萧县的一个农民家庭。萧县位于皖北,民风淳朴,底蕴厚重,近代以来,诞生了不少书画名家。幼年的尹沧海从兄长那里接受了书画艺术的熏陶,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艺术的种子。儿时的尹沧海曾吃了不少苦,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自己抓一把面,做一碗疙瘩汤,吃完后要走十几里山路去上学。有一次我们聚会,他执意要点一份疙瘩汤,说,疙瘩汤是自己学会做的第一种饭,至今念念不忘,情有独钟。
幼时困苦的生活经历锻炼了尹沧海的个性,也磨练了他的意志,他为人的朴实、憨厚以及他在艺术道路上的坚韧、执着都与此有关。
对绘画的酷爱终于使他如愿以偿。一九八六年,尹沧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天津美术学院规模不大,但却是名家荟萃、高手如云之地。老一辈的孙其峰、溥佐、王颂馀,中年的霍春阳、贾宝珉、白庚延都是成就卓著、独领风骚的人物,尹沧海与诸多名师朝夕相处,获益良多。在天津美术学院的四年,尹沧海受到了系统、全面、专业的训练,开阔了视野,夯实了基础。他的速写、素描基础扎实,形神兼具,他的山水、人物、花鸟气韵生动,颇为传神。二〇一二年金秋时节,在天津美术馆举办的尹沧海书画艺术展上,我见到了他画的几幅工笔花卉,大为惊异,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以大写意见长的,没想到他竟然在工笔上还有这样深的造诣。尹沧海告诉我,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工笔上下过苦工夫,在线条、造型、色彩方面都有很深的体会。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转攻大写意,感到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他说,这些年虽然是以大写意为主,但还会画画工笔,要趁着年轻目力好,精力充沛,多画一些工笔,也是给学生的一种示范。
中国的艺术院校(包括综合大学的美术学院、艺术学院)足有数百所之多,接受过系统、正规教育的人不计其数,但成功者却寥寥无几,这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禀赋,但更多的是取决于个人是否坚持不懈,是否自强不息,是否不断地向着更高的目标攀登。
尹沧海无疑属于不断攀登的人。
大学毕业后,他从事过很多工作,但不论工作的忙与闲,不论境遇的顺与逆,他始终没有放弃手中的画笔,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始终没有放弃对艺术的探求。他以超人的勤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研读画史、画论,临摹历代书画名迹,撰写理论文章,获得了艺术史博士学位,从此迈入了艺术上的成功之路。
在当代画家中,尹沧海是少有的多面手。他的山水大气磅礴,雄浑苍凉,线条坚实,构图饱满但却不失空灵。他笔下的《高昌古道》全以水墨出之,将墨色的生发、变化运用到了极致。近处的古道斑驳,远处的断垣残壁,上方的黑云舒卷,给人以沧桑、沉重之感,同时,也使人感到时间的流逝和大自然的变幻莫测。他的《二郎山高》以焦墨来体现山势的险峻、深沉、厚重、巍峨,穿插于山间的道路又增强了画面的流动之感。
近年来,尹沧海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写意花鸟画。尽管他从来不自立派别和门户,也从来不加什么标签,但是,他的大写意花鸟画的确是一种新文人画、学人画,把花鸟画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首先,他的花鸟画植根于传统。如前所述,他对于徐渭的绝大部分画作都进行过专门的临摹,有的还不止一次。实际上,不仅是对徐渭,对于许多花鸟画家,尹沧海都进行过专门的探究,可以说上溯宋元,下迄当代。陈淳、八大山人、华喦、齐白石、潘天寿等著名花鸟画家都对尹沧海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其次,他的花鸟画有着强烈的个性特征。尹沧海没有一味地模仿前人,被前人所束缚,而是取其精华,为他所用。他的画,并非出自某家某派,而是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的花鸟画下笔或轻灵,或厚重,设色或淡雅,或艳丽,构图或空阔或饱满,静谧中不失活泼,可谓天真烂漫,生机满满。他笔下的游鱼、翠鸟、鸬鹚、麻雀、鸳鸯,等等,活灵活现;他笔下的梅花、荷花、石榴、菊花、古松,等等,生机勃勃。这些,都使得画中的意象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最后,他的花鸟画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青藤以纵逸见长,八大以冷逸取胜,齐白石以热烈专擅,潘天寿以险峻为能。这些,在尹沧海的画中均有体现。但是,他的画又不同于前人,而是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那就是昂扬、向上、活泼、自然,仿佛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在画面中喷薄而出,为时代增添新的光彩。(www.xing528.com)
尹沧海之所以成功除了他对传统的深入探究以及自身的勤奋之外,我以为还有其他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他在画史画论方面的努力,二是他在书法方面的修养。
先说第一方面。尽管很多画家都把读书、研习画史画论当作一种追求,但事实上真正在画史画论方面下过功夫的人并不多。因为,研习画史画论需要摆脱世俗的诱惑,需要在寂静中与古人对话,体味古人的心境,咀嚼绘画的哲理情思。此为寂寞之道,远没有创作那样来得立竿见影。所以说,许多人的画长年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不断地重复自己,最终归入“画匠”一流,境界当然就谈不上了。
尹沧海在画史画论方面是下过真正的功夫的。在他看来,理论与创作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缺一不可。二〇一〇年辽海出版社出版的《沧海论画》,收录了他的大部分有关画史画论方面的著作。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禅宗写意画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到他对历代花鸟画追根溯源的探讨,可以看到他对笔墨的独到见解。比如,他对中国画的本质的理解:“国画之所以存在并区别于其他画种,即在于它绘画语言的写意性,而这种写意性又源自中国传统之文化观念,是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衍化发展的产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执着,老子‘善行无迹’的自然,庄子‘解衣般礴’的气势,以及佛家‘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超脱,都给予中国画艺术以深厚的意蕴,其思想内涵与审美取向构成了传统绘画的基础,所以,中国画的写意性又必须区别于西方的表现主义。”他还提到,“中国画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自然物象深刻体察之上的一种高度凝练的情感表达。它的写意性使人、社会、自然三者在绘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就审美本体而论,这种物我兼容、主客体统一的创作方式,则直接来源于写意性得以生发的主要思维方法——意象思维”。
尹沧海画作《只有芦花是故人》
再比如,他在对历史上多位花鸟画家的笔墨进行全方位考察和评价的基础上,特意对写意画的用色进行了认真的提炼和总结:首先,强调设色过程中用笔的作用。恰如清代松年《颐园论画》所言:“以水融色,以色融水,深沈之法也。二者皆赖善于用笔,始能传出真正神气,笔端一钝则入恶道矣。”尹沧海认为,用色是笔墨的延续与引申,可去俗浊之气。其次,画面中墨、色之使用无定法,贵在相和。正如清代方熏《山静居画论》所言:“设色不以深浅为难,难在彩色相和,合则神气生动,否则行迹宛然,画无生气。”再次,设色妙不在多,要强调对比。写意花鸟画中的色彩要放在画面最需要墨与色相结合或相对的地方,有提神醒目之作用。最后,在写意花鸟画中,以水墨为主,以色为辅,色分主辅。在写意画中,水墨是画面的主导,起着统领众彩的作用。在以水墨为主的基调下,色彩的运用要与墨色相与生发,同时在众色纷陈中,依然要有一色为主。
这些见解,都颇有见地。可以说,尹沧海的创作实践使他得到了理论上的提升,而理论上的自觉又指导着他的创作,使他的创作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这是尹沧海的过人之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书画同源”一说,一是指中国文字与绘画在起源上有相通之处,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均为创作主体的意象呈现,可谓同源而异脉;二是指书法与绘画在表现形式方面,尤其是在笔墨运用上具有共同的规律。
因此,谢赫的“六法”倡导“骨法用笔”。可以说,具有力度、质感的线条是绘画的骨骼。从元代的赵孟到现代的李苦禅,所有的大画家也都是大书法家,他们很自觉地将书法与绘画结合起来,将书画艺术推向了极致。自古至今的画史证明,如果没有书法的根基,绘画就很难进入高的境界,也很难给人以震撼力。
毋庸置疑,由于西方绘画观念的引入,由于过多强调造型的准确,由于片面追求与西方接轨,书法在中国画的创作中逐渐居于次要地位,因此,许多画家都尝试用新的材料、新的手法来进行中国画的创作,这就使得传统的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中国画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尤其明显的是,许多画家都不会写字,往往在画面上落一个穷款就算了事,有的即使题了字,也不具备基本的水准。
这对于中国画的创作来说,无疑是一种危机甚至悲哀。
尹沧海非常清楚这一问题的严峻性。他深知书法对于中国画创作的重要,因此,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对书法的临写、揣摩和创作上。他的书法,点画峻厚,线条灵动,结体平中寓险,章法自然和谐,颇具大家气象。书法功力的深厚,使他的绘画有着天然的力道和沉实。这在当代画家尤其是中青年画家中是不多见的。
有一次和尹沧海闲聊,提到了书画的境界问题,他说,无论书法还是绘画,最终都要归结为一个“静”字,那种虚张声势、故作姿态的东西是靠不住的。我很赞同他的话,我觉得,尹沧海的艺术正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
2014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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