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有一条规律，就是大凡学术著作的印数、销量都不是很大，能够印上一版保本就很不容易，再版尤其是多年之后还能再版简直就是奇迹。
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铁荣教授的几部著作却创造了这样的奇迹：他和张菊香教授合著的《周作人年谱》已出版两次，印数超过五千册，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必备书；他的两部专著《周作人平议》和《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均在不长的时间内由出版社再版。
这些，既没有出版社的宣传，也没有媒体的炒作，更没有个人的推销，而完全靠的是著作本身的学术含量，靠的是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靠的是张铁荣教授三十余年不懈的积累和默默的耕耘。
三十四年前，张铁荣教授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南开中文系是鲁迅研究的重镇。这一重镇的形成与李何林先生有着直接的关系。李先生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担任系主任达二十四年之久，培养了大量鲁迅研究的人才。一九七六年，李何林先生调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并兼任鲁迅研究室主任，在全国招收进修教师。毕业留校不久的张铁荣有幸入选。李先生仔细审读了张铁荣的进修计划，为他开了一份书单，说：“要读《鲁迅全集》，只读一遍不行，要针对问题反复读，还要看当时的资料，看别人的研究文章，看了以后要思考。”并嘱咐他“要说自己的话。”
《周作人平议》的四个版本
在两年的进修中，张铁荣刻苦研读《鲁迅全集》和相关资料，参加《鲁迅年谱》的讨论，经历了“几条汉子念真经”的磨炼，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也使他受到了李何林实证派研究的严格训练，写出了《鲁迅批评了什么样的中医中药》《鲁迅是怎样批评李四光的》《〈一件小事〉和同类题材作品》《鲁迅和周作人新诗比较》等论文。同时，李先生严肃认真、不敷衍、不苟且的做人做事的风范也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回到南开后，他在教学之余，和张菊香教授一起承担了编撰《周作人年谱》和《周作人研究资料》的任务。当时，周作人研究还存在着许多禁区，困难重重。他们拿着介绍信、背着卡片纸，上北京、赴绍兴，广泛搜集周作人的资料，在全国率先开始了周作人研究。由于李何林先生的支持，他们得以阅读了周作人日记的手稿，看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完成两部书稿做了充分的准备。
张铁荣所从事的鲁迅、周作人研究，逐渐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日本信州大学特意向张铁荣发出邀请，经教育部批准，张铁荣于一九八八年东渡扶桑，开始了长达五年半的异邦讲学生涯。(www.xing528.com)
在日本期间，他发现了大量有关周作人的资料，完成了多篇关于周作人的论文，回国后结集为《周作人平议》，舒芜先生欣然为该书作序，称道作者敢于以很大的理论勇气，去探讨周作人的消沉落伍、附逆落水、晚期散文等容易引起“麻烦”的问题。书中的一些见解非常富有创建性，如《关于周作人的贡献与评价问题》《周作人“语丝时期”之日本观》《周作人出任伪职经过》等已经成为周作人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论文。
从个人感情上来讲，张铁荣更喜欢鲁迅，因为他最初的学术研究就是从鲁迅开始的。三十余年，他笔耕不辍，日积月累，完成了数十篇鲁迅研究的论文，结集为《比较文化视野中的鲁迅》一书。二〇〇七年，他应韩国方面邀请，赴岭南大学讲学一年。在韩国期间，他利用韩方提供的便捷条件，继续研究鲁迅与周作人。这些研究成果和一些散篇作品结集为《敝帚录——谈鲁迅、现代文学及其他》一书，二〇〇八年八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鲁迅研究点滴》《〈语丝〉散文论》《李何林先生学术精神论》等都是颇具功力和颇具见地的作品，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张铁荣教授的研究还影响了许多青年学子。他所指导的本科生、研究生论文的选题大都与鲁迅、周作人有关。许多同学正是由于听了他的课，读了他的书，才对鲁迅、周作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堪称薪火相传，代代不已。
张铁荣教授书影
按理说，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难能可贵了，但张铁荣教授依然非常低调，他总是说自己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他依然和年轻人一样不断地买书，吸收新的知识。他说，“二周”（鲁迅、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而且，也是两座富矿，值得为之付出终生的努力。
201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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