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的人和事：谷书堂教授的实事求是精神

提起南开大学的谷书堂教授，中国经济学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不仅是由于他曾经担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也不仅仅在于他曾经主编至今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广受赞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更重要的是，他不平凡的人生道路、学术生涯和一向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学风。

在南开大学求学的时候，我们就听过谷书堂教授的讲座，但那只是远距离的接触，因此印象并不深刻。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后，我们竟走进了谷书堂教授的家，对他进行“经济学人”栏目的采访。

谷书堂教授身材高大，不苟言笑，言谈话语中透着一种严肃和冷峻。刚开始，他甚至还对我们保持着一种警惕。因此，我们的采访最初并不是很顺利。经过我们说明来意，他才打消了戒备。因为这些年以各种名义找他的人太多了，使他不胜其烦：有来向他拉赞助的，有来找他写评语的，有来请他担任这样那样的顾问的，有来请他参加这样或那样的活动的。这些，对于一位年近八旬，身兼数职而诸事缠身的学者来说，的确不是一件轻松事。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和谷书堂教授没有更多的寒暄和客套，而是直奔主题。我们问道：“您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几十年，最初接受的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那一套理论体系，那么，是什么促使您关注现实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品格？”谷书堂教授沉思了一会儿，语气平缓地说：“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到天津西郊杨柳青的一个大队搞调查。那时正是麦收季节，我和一位老人聊天。老人向我发牢骚说，过去，我给地主当长工，麦收的时候还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管够，现在新社会了，倒是吃不饱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师，我无法回答这位老人看似普通却是深刻的问题，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报纸上一再说形势大好，人定胜天云云。许多从农村返校的学生也在课堂上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也无法回答，只能是环顾左右而言他。二是邹鲁风的自杀。那是一九五九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邹鲁风为了实地了解曾在当时引起较大争议的公共食堂问题，带领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百多名师生到河北省安国县等地搞社会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了解到了农民的真实情况。出于一个学者和唯物主义者的良知，他们把实际情况写成了报告，希望引起高层的重视，取消这种严重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但没有想到，邹鲁风却因为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终服过量安眠药自尽。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更加感到迷惘和痛苦，为什么说真话实事求是却带来这样的结果呢？但这两件事情也使我认识到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促使我逐渐从现实出发去观察和思考问题。”

说到邹鲁风，我们想加插一段关于邹鲁风本人的介绍。邹鲁风（一九〇九—一九五九），原名邹素寒，曾化名陈蜕，辽宁辽阳人。解放前为北平东北大学学生。一九三六年一月初，他以北平“学联”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经曹靖华介绍结识了鲁迅并得到鲁迅的资助。同年二月他再次去上海时，曾请鲁迅代转中共北方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也许是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他后来改名为邹鲁风。他一九五九年顶着风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同情农民命运的做法，是否也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影响呢？我们想应该是的。

随后，谷书堂教授向我们谈起了他的人生经历。

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谷书堂出生于山东威海。父亲是一艘渔船上的轮机手，母亲是一家绣花厂里的工人。父亲的忠厚和母亲的开朗使谷书堂从小养成了坦诚和开放的性格。一九三九年，谷书堂在其舅父的资助下，来到烟台读中学。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谷书堂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同时也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一九四六年十月，谷书堂考取了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招生的西南联合大学，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系读书。当时，他对经济学并不了解，主要考虑的是将来毕业后就业的路子比较宽，可以找到一个生活有保障的职业。但没有想到的是，当初的选择决定了谷书堂的一生。

作者与谷书堂教授合影

一九五〇年十月，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了一段时间的谷书堂重新回到南开大学，担任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和教育生涯。

当我们问道：“您在大半生的学术生涯中，所遵循的信条是什么”时，谷书堂教授不假思索地说了四个字：“实事求是。”乍一听到这个回答，我们不免有些失望，因为这太平常了，是被许多人挂在嘴边上的。但当我们了解了他坎坷的学术生涯之后，才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是全国范围内搞合作化、对私营经济进行“一大二公”改造的时期，在经济理论上，也是全面引进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期，全国上下对“一大二公”高唱赞歌，认为在公有制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冲突已不复存在，人人都会“各尽所能”，而且很快就会实现“各取所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经济学者，谷书堂敏感地意识到这种认识的错误。因为在经济生活中，没有物质利益的激励，生产效率是难以得到保证的。经过认真的思考，谷书堂与同事蔡孝箴合作完成了《论物质利益原则及其在解决国家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矛盾中的作用》一文，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的《南开大学学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提出，谋求个人的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的主要目的，在生产中，劳动者需要物质利益的刺激。但在那个时候，谈物质利益很不合时宜，不仅需要很大的勇气，同时也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果然，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时，谷书堂首当其冲，成为南开大学经济系的重点批判对象，被勒令停职检查。一九六三年，处境刚刚好转的他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和价格》一文中探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问题。在文章中，谷书堂认为，社会主义工业生产也存在利润、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尽管利润、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这同样也是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当然也同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革”开始，他被“新账老账一起算”，被明令“不准上台讲课，不准上台发言，不准发表文章”，成了与人民群众对立的“牛鬼蛇神”。在“牛棚”里被关了八个月后，他被下放到天津南郊的大苏庄农场劳动改造两年。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身穿旧棉袄、举鞭放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与普通农民没有任何区别。这段经历，给谷书堂教授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说：“一些‘罪过’轻一点的下放后还可以住在老乡家里，而我们则像‘重刑犯’一样，被带到远离市区和乡村的农场，有人指着干打垒的几排房子说，这就是你们的家，过一段时间把爱人、孩子接来，在这里安家落户。”但那时的谷书堂并没有绝望，他坚信真理必将战胜谬误，“政治运动”终不会长久，总有一天，他还会获得重上讲台的机会。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现在看来，在农场劳动“改造”的那段时期，可以称之为他学术生涯中的“蛰伏期”，这对于一个有着坚定信念、有着坚强的承受力的经济学家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磨炼。

尽管谷书堂教授在学术道路上曾经受到过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批判，他在人生道路上也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风雨和坎坷，但他在研究计划经济时提出的一些观点，直到今天也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比如，他在研究计划经济中的管理机制时认为，上级对下级的长期有效管理实际上是通过升职和降职这一激励机制来进行的，即整个管理体制实际上完全依赖于人的利益动机。这是他发现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悖论。计划经济存在的基础是公有制能保证人们的利益完全一致，所有成员都大公无私，不追求个人利益，但它的有效执行则必须依赖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而且在这种体制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不是通过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是通过上下级管理者之间的一系列关系间接地实现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扭曲，即人的行为与产出最大化是相背离的，由此必然导致无效率。可以看出，这一分析思路对现在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www.xing528.com)

学术上的探索倾注了谷书堂教授的心血，特别是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在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真正要追求真理，做到实事求是谈何容易！实事求是，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事求是，就是要勇于面对现实，敢于怀疑一切；实事求是，就是要凭着一个人的良知，研究现实社会的发展规律，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实事求是，就可能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忍受所谓“主流”“正统”派的批判和歧视，忍受长时间的孤独与寂寞。我们曾经看过许多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乎上面发一个文件，就做一次大的改动，成了官方文件的解释和政策的汇编，谈不到自己的独立观点和独立体系。有时我们想，如果把同一部教科书的不同版本排列在一起，拿给编写者来看，一定是一件很有意思但也很尴尬的事情。

谷书堂教授的整个学术生涯实际上也是其不遗余力地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呼吁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方面，他尽到了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的责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工作不久的谷书堂教授以物质利益关系为主线，将物质利益原则写进了由他担任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简称“北方本”），尽管这一理论体系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也正是这一理论体系，使该书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学领域内最有特色的权威教材之一。

谷书堂教授接受作者采访

一九七八年，在《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南大开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一文中，谷书堂教授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要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统一，是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当时，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谷书堂教授在学术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所提出的“贡献分配说”，这源于他对实践所进行的长期观察与思考。早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就存在着“工分制”，一般来说，一个男劳力劳动一天可以得十个工分，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出工不出力”的人如何约束，当时的办法就是批判“懒汉懦夫世界观”，或是每天晚上搞群众评议，由此造成了社员之间的矛盾。在工厂，普遍实行从苏联照抄过来的“八级工资制”，虽然规定了工资等级，但差别很小，激励作用不大，加之很长一段时间工资几乎冻结，绝大多数人的工资长时间固定在一个水平上，实际是平均分配、吃“大锅饭”，这就严重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谷书堂教授认识到，这种机制下的“按劳分配”是行不通的。他从一些农村和单位的实践中发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凡是能按物化并能按量化的劳动付酬，其实践效果都是比较好的。每个人的业绩如何，大家心明眼亮，因而按各自贡献的大小领取报酬也最容易让人心服口服。这就使他形成了按劳分配应该理解为按劳动贡献分配，而不是按劳动量分配的观点。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探讨，一九八八年一月，谷书堂教授和他的博士生蔡继明一道，完成了《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一文。在文章中，他们除了系统阐述按劳动贡献分配原则外，还具体分析论述了其他形式的分配，即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问题。同年十月，谷书堂教授将经过修改的论文提交给“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受到了高层决策部门的重视，但也招致了激烈的批评。但谷书堂教授始终抱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态度，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将这一理论逐渐引向深入。现在，这一理论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

谷书堂教授的学术生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位以实事求是为学术品格的经济学家。他的学生们在耳濡目染中也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他是一个在平凡中努力实践实事求是原则并努力按这个原则规范自己行为的人。他的著作、论文、调查报告无不体现出这个原则。

谷书堂教授另一方面的成就是不能不写上一笔的，那就是他在培育学生方面的成功。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因此大多数人都讲究师承，有一位好老师，可以使自己的学习少走许多弯路。反过来，老师的影响也是靠学生来传播的，所谓薪火相传，代代不已。谷书堂教授自身既是名师，也培养了一批高徒。数以千计的经济学系的本科生不说，单说他培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就有几十人，而这些学生，目前要么是大学、研究院（所）的教授、研究员，要么是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谷书堂教授真可谓桃李成林，芳馨远播。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谷书堂教授还教导学生要以国家大业为重，淡泊个人名利，做一个正直坦诚的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今，他的学生们已经或正在实践着他的教导和告诫。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谷书堂教授虽已年近八旬，但他依然关注着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他的身边，有许多重大的课题在研究之中，我们祝愿谷书堂教授健康长寿，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2003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