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教职工中最年长的南开人瑞杨敬年

离开南开园将近二十年了，但和许多师长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师长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就是杨敬年先生。

杨敬年先生，湖南汨罗人，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日（农历十月十七日）出生，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PPE）专业毕业，哲学博士，南开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我国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

现在，九十七岁的杨敬年先生是南开大学教职工中年岁最大的一位，堪称“南开人瑞”“世纪老人”。虽然已接近百岁高龄，但杨先生依然是耳聪目明，步履稳健，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很喜欢和老先生聊天，因为在这些随意的交谈中，不仅能得到许多知识，还会获得许多人生的启示。我曾经问过杨先生，您这样长寿，身体这样好，有没有特殊的养生之道，比如说经常吃一些补品之类？杨先生告诉我：“我从来不吃什么补品，在吃饭上没有特殊的嗜好，什么都能吃。如果说有什么养生之道的话，那就是这么几句话：养生在动，养心在静，知足常乐，无求则安，起居有时，饮食有节。”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饮食起居如同时钟一样准时。

在接触杨敬年先生之前，我对先生的身世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依照常理推断，一个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又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一定是出身于官宦或大户人家。事实证明这一推断错了。“我是典型的农家子弟，而且是出身贫雇农的子弟。”杨先生很认真地告诉我。在他出生后不到一个月，父母就因为感情不和分手，父亲出走，杳无音信，母亲带着他回到了外祖父家。杨敬年先生是由外祖父抚养大的。幼年时期，他在外祖父的教导下读完了“四书五经”，所做文章也被外祖父誉为“清通”。十三岁的时候，他的叔祖父借钱将他送到岳阳县第一高等小学（简称“高小”）读书，为的是将来可以教小学以自食其力。他的叔祖父也许没有想到，“高小”的起点使他步入了知识的殿堂，成就了一个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和翻译家。提到少年时的学习生活，杨先生说：“那时为什么要努力读书，就是因为学习好可以考公立学校，不掏钱就可以有书念，有饭吃。”

一九二四年，十六岁的杨敬年“高小”毕业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继续读书。一九二七年，他和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步兵科学习，准备在毕业后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但时隔不久，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杨敬年愤而离开学校回到家乡教小学。但追求救国救民的理想使他不满足于乡村小学教师的生活。一九二九年夏天，他离开湖南，到上海报考劳动大学的中学部，因超龄未被录取，不得已到南京进了两个短期学校学习测量和无线电。一九三二年，他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四年后如期毕业。但他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去做县长或政府官员，而是选择了继续求学的路，考入当时尚属私立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做研究生。但仅仅过了一年，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学校南迁昆明，他的学业被迫中断。一九四五年，中断七年学业的杨敬年经过刻苦努力，考取了“庚子赔款”第八届留英公费生，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在牛津大学期间，杨敬年品学兼优，先后担任牛津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留英中国学生总会主席，一九四六年夏天，他率领中国留学生代表团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世界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一九四八年五月，他的《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通过论文答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后，曾担任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在美国任教的何濂教授希望他去美国从事经济研究，并事先为他在银行里存了一部分黄金，作为他的旅途开支。但杨敬年经过慎重考虑，最终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他用这些黄金为南开大学买了一批书籍，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南开大学。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杨敬年作为军管会聘任的南开大学校务委员迎来了新时代的到来并担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时隔不久，政治学系被取消，政治经济学院改名为财经学院。杨敬年奉命创办财政系，并兼任系主任。他代表学校同中央财政部合作，聘请财政部的司、局长和苏联专家来南开讲课并带领学生到财政部实习，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财政人才。这些人才，有的至今还活跃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著名财政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梁尚敏就是其中的一位。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满怀信心地献身教育和学术时，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一九五七年八月，一向沉默寡言、专心治学的杨敬年先生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并被判处管制三年，每月二百多元的四级教授工资也降为六十元生活费，被强令在经济系资料室接受改造。谈到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杨敬年先生说：“实际上，我什么‘反动言行’也没有，只是按照民盟支部的要求通知大家开了一次会，但却是受处理最重的一种。”恰好，我订阅的《鲁迅研究月刊》二〇〇四年第十二期上有一篇朱正先生的文章，题目是《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其中有两处引文提到了杨敬年先生。一处是一九五七年八月六日《人民日报》刊出的新华社天津四日电：“南开大学共辟了五个反右派斗争的战场……在这个小集团中有副教授任振威，教授杨敬年、傅筑夫等人。”同年八月八日的《天津日报》在《攻破傅筑夫杨敬年等右派集团》大字标题下，内容是：“据初步揭发的材料，杨敬年和刘君煌并且拟定了一个名单，准备篡夺目前的领导……”这些话，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是荒谬绝伦，不值一驳。而且，也成为今天的一种笑谈。但突如其来的“阳谋”却成为杨敬年先生命运的转折点，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因此，当我把这本《鲁迅研究月刊》寄给杨先生之后，他很快给我写来回信，信中说：“阅读此文如有隔世之感。”

是的，在被打成“右派”的日子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正当他在生活上陷入困境、精神上极度苦闷的时候，他唯一的儿子又身患重病，英年早逝；他的夫人由于经受不住接踵而至的打击，突发脑溢血，命虽然保住了，但却从此半身不遂，瘫痪在床，直至二十三年后离开这个世界。关于这段经历，杨敬年先生很少提及，只是在一篇悼念南开大学前校长杨石先先生的文章中多少流露了一点，文章中说：“那时的我，如同在人生的荒漠中踽踽独行。”

在逆境中，杨敬年先生没有灰心，没有绝望，而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他时常用《易经》中的两句话来勉励自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直到前年，我拿出他翻译的《国富论》请他签名题字时，他也毫不犹豫地为我写下了这两句话。他当时的一首五言诗也表明了他的心迹：“十年如逝水，半百转蹉跎。顽体欣犹健，雄心信未磨。丹诚贯日月，浩气凛山河。大地寒凝肃，春花发更多。”

杨敬年先生说到了，也做到了。在被打成“右派”的二十二年中，他没有消沉，没有抱怨，而是默默地忍受着、劳作着。他坚信，问题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他在心底默默地告诫自己：我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培养的知识分子，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必须努力工作，尽自己所能，来报答他们。他的大部分翻译作品，都是在被打入另册的环境中完成的。这些作品包括：《英国议会》（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版）、《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三联书店一九六〇年版）、《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一九六四年版）、《不稳定的经济》（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五年版）、《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六年版）、《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七年版），另外，他还为外交部翻译了许多联合国文件。尽管，翻译这些著作没有任何报酬，甚至不能在书前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

当我得知他在几十年中遭受了那么多的冤屈和不幸时，不禁问道：“您是不是后悔当初没有去美国，假如那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少受些挫折，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杨先生的回答是：“我不后悔，我也不认为在国外能够做出多少事情，我觉得还是回国好，在国内同样可以把事情做好。”

在中国美术界，早就流传着黄宾虹、齐白石“衰年变法”的佳话。而杨敬年先生晚年的成就则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界创造了一个奇迹。

杨敬年先生在书房

一九七九年，杨敬年先生被彻底平反。一切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被彻底推翻，一切泼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被洗刷干净，而此时的杨敬年先生已是年逾古稀，但他却没有迟暮之感，更没有“解甲归田”，而是像一颗巨大的恒星，发出了更为灿烂和耀眼的光芒。当许多人告别讲台回到家中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杨敬年先生却说：“我要再工作二十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句话他真正做到了，而且远远超过了二十年。

——他在国内率先研究发展经济学，为国家培养了二十名研究生和一大批本科生。现在，他的这些学生已经成为学术界、商界和政府部门的中坚力量，有的已经是教授或博士生导师，直到现在，很多教授还前来向他请教，因此，杨敬年先生堪称“教授中的教授”，尽管他没有太多的头衔和光环。(www.xing528.com)

——他独自撰写并出版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一书，该书洋洋洒洒，旁征博引，新意迭出，凡五十四万字。书出版后，广受赞誉，获得全国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杨敬年先生在新著上题字

——他独自编译了六十一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综合分析》，被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公开出版。

——他完成了国家教委“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综合分析”，提出了“论经济发展的十大关系”的著名论点。

——他以深厚的哲学理论功底，在多年潜心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撰写和出版了《人性谈》一书，从历史学、生物学、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人性的本质，探讨了人性和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伦理道德的密切联系，提出了“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分配问题，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要关心人性问题”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和观点。

《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书影

最令人瞩目的，是杨敬年先生在耄耋之年翻译《国富论》的壮举。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一部巨著。这部书，是第一部系统阐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著作，对反对英国的封建残余势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学者将这部与《美国独立宣言》同年问世的巨著称之为“产业自由宣言书”。十九世纪末年，我国的维新派人物严复将这部书翻译成中文，取名《原富》，献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希望有助于清末的“维新大业”，但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又加之文笔古奥，删节过多，此书在一九〇二年出版后不曾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影响。

一九三一年，年轻的经济学家郭大力和王亚南为翻译《资本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准备，翻译出版了《国富论》（一九六五年修订时改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学术界和理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商务印书馆将其列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今仍畅销不衰。

一般而言，翻译作品是后来居上。但这里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翻译者的中、外文必须有相当高的造诣。正如翻译家傅雷所说，如果原作者懂得中文的话，那么，翻译出来的作品应该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而对于学术著作来说，则又需要增加一个条件，即翻译者必须精通专业。就翻译《国富论》而言，杨敬年先生无疑是最佳人选。他幼年时即熟读“四书五经”，数十年嗜书如命，虽身处逆境而不辍，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他在学生时代就刻苦攻读英文，上百篇英文作品倒背如流，又加之在牛津大学的三年苦读和长期的翻译工作，他的英语水平早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专业上有着高深的修养和造诣。因此，当“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的主编找到杨敬年先生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杨敬年教授在《国富论》上的题字

杨敬年教授所译《国富论》书影

从一九九七年开始，八十九岁高龄的杨敬年先生每天凌晨三点起床，逐字逐句地推敲、翻译至早晨七点方开始休息。下午则开始逐字逐句地修改、校对并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整整一年的时间，没有假日，没有娱乐，他完成了包括正文、页边提要、注释、导读在内的七十四万余字的翻译工作。这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他对我们说：“我当初也不知道这部书有多少字，我每天译四页，三千字，一天也不间断，就这样在一年内完成了。”这部译著出版之后，好评如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连续印刷五次，发行量超过三万册。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把研读这部著作当作自己的“功课”，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读完后赞不绝口，向许多人推荐这部好书。当人们向九十高龄的杨敬年先生表示祝贺和敬意时，他谦虚地说：“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我想人生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活一百岁，九十岁才走了一半，我还有一半的路要走啊！”

而今，九十七岁高龄的杨敬年先生没有满足，他虽然足不出户，但依然在不停止地工作和思考，依然在关注着国计民生，他说：“我要把以前想看而没有时间看的书都看一看，多学一些新东西。有时我也在网上和国内外的学生、朋友通通信。总之，是活到老，学到老。”当他听说我把“当代中国农民负担的制度分析”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时，他非常赞同，说：“这个题目选得好，农民问题太重要了。这些年，我们从农民身上取得了很多，但给农民的却很少，应该好好研究。”然后，他把一家出版社刚刚寄给他的一套研究“三农”问题的书籍推荐给我，说：“也许对你有些用处，你拿去参考吧。”当我从这位九十七岁的老人手中接过这套书的时候，我感到了沉甸甸的分量。因为，这其中有着一位世纪老人对后来者的殷殷厚望。

真希望经常见到杨敬年先生，每当见到他，我都会获得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力量，同时，也获得了做一些有益事情的热情和信心。

2002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