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鹤年先生早年曾是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的毕业生，但这一经历并没有让他平步青云，反而让他吃尽了政治的苦头。阴差阳错，他成了一位书法家，这恐怕非他事先所能料到的吧。
大约是一九八〇年，李鹤年先生的书法展在天津市和平区文化馆举行。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对书法知之甚少，只是凑热闹地看了一遍。记得在许多展品中都贴着红条，注明以若干元被某某先生买下，其中有一幅标价为三百元，这对于工资只有三十多元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只花了三角钱，买了一套印有李先生作品的书签。
李鹤年先生是吴玉如先生门下成就最高的弟子，他在书法上的功力的确非同一般。应该说，他的小篆、隶书成就是在乃师之上的，但行草的气韵则稍逊于吴玉老。他对吴玉如先生有着很深的感情，每当提起吴先生，他都要落泪。他收藏了许多吴玉老的书法精品，可惜大多都在“文革”中散失了。
李先生在“文革”期间，曾一度下放到煤厂劳动，但他仍坚持研习书法，没有纸，就用旧报纸以小篆书体书写毛主席诗词。
我第一次见到李鹤年先生，大约是在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我和魏立刚同学一道去请李先生为南开大学书法社讲课。李先生虽然是一介平民，但却很讲究仪表和风度，脸刮得很干净，头发一丝不乱，戴一副金边眼镜，眼睛非常有神，在和蔼、谦逊的微笑中又透着几分威严。出门的时候，李先生伸出胳膊，让家人帮他穿上大衣，把南开大学教师（李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兼职教授）佩戴的红色校徽别好，从容地和我们下楼。那天，李先生和我们一样，也骑自行车，我们说用自行车带他，他说：“不用，我身体好，年轻时我还是南开大学的运动员呢！”在路上，李先生问我：“你是哪个系的？”我说：“是政治学系的。”他笑了，说：“那好，咱俩还是同学呢！我上大学时读的也是政治学系。”
李先生很健谈，讲课时声音洪亮，底气很足，而且语气中总带有一种神秘感。听李先生讲课，是很难轻松起来的。
李先生轻易不在人前写字。他写字一丝不苟，非常精细，即使是行书，也写得很慢很慢，围观的同学不得不屏住呼吸，心里为李先生着急。(www.xing528.com)
李先生是天津文史馆的馆员，课徒鬻字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每次去他家里，都能在显眼处看到他自订的润格，下面注明：“亲朋好友一视同仁，请恕老病。”因此，我虽然去过李先生家好几次，但一直未开口向李先生求过字。
一九八七年秋天，魏立刚同学来天津办展览，我陪他去拜访李先生，见到润格上又加了一条：“请教书法者每小时十元”。我们看到这一条，也就不敢贸然向李先生请教书法了。李先生也不谈书法方面的事情，只是微笑着和我们谈他小时候的事情。其中提到现在的油条不加矾，炸出来都不脆，不如他小时候，油条即使放凉了，放到火上稍稍一烤，吃起来仍是香脆香脆的。李先生就是这样，恪守自己的规矩，这种观念从他的书法中也同样体现出来，他的字处处讲求法度，从不越雷池半步。他在天后宫举办的展览中的一些作品，盖着“平生得意之作”的图章。这些作品，的确直逼古人，庶几乱真。
李鹤年先生篆书
算起来，李先生也已八十开外了。自从那次和魏立刚同学拜访过李先生之后，我再没有见过李先生。前两年，听说李先生已经对外宣布“封笔”了。果真，从此之后，就很少见李先生露面，这也说明，李先生的精力已大不如前。说真的，李先生也确实应该好好静下来颐养天年了。
祝李先生长寿。
199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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