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王学仲先生的大名，还是从孙伯翔先生那里听到的。大概是一九八一年的秋天，我报名参加了第二工人文化宫举办的书法学习班，主讲老师就是孙伯翔先生。孙先生在做自我介绍时说：“我今年四十八岁，我的老师是王学仲先生。”孙先生又说，近年王先生专攻漆书。有一次上课，孙先生带了四瓶黑油漆，是为王先生代买的。但我终究没有见过王学仲先生的漆书作品。
王先生是北平艺专的学生，可称得上徐悲鸿先生的弟子。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曾由家人带着拜见过徐悲鸿先生。徐先生为他的书法作品写过一段题跋，称他“禀赋超群”。这段题跋，王先生一直珍藏着，在许多场合都向人们展示过。许多有关王先生的文章中也都引述过这段话。
王先生大学毕业后即到天津大学建筑系任教。由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王先生很不适应，而又无处诉说。有时夜里睡不着觉，便独自来到南开大学的马蹄湖畔，静听湖中的蛙鸣。后来，他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为书法爱好者讲课，培养了许多学生。天津群众书法的开展，王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八十年代初期，王先生被日本筑波大学聘为艺术学客座教授，几次东渡扶桑讲学，在日本出版了书画诗文集，举办了个人的书画展览。从此，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我第一次见到王学仲先生，是在一九八四年的冬天。那时，南开大学书法社非常活跃，经常聘请一些书法家讲课和示范。王先生对书法社的活动很热心，每隔半年就到南开为学生们讲一次课。王先生个头不高，眼睛不大，身材也比较瘦，从外表看，绝对想象不到他是一个内心高傲，在艺术上敢于大胆探索的一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谦虚在外狂在内”，他自号“夜泊”，写成草书像是“狂泊”。他好像并不健谈，那天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随身带着一个小袋子，里面有徐悲鸿先生的那段题跋和他新创作的一副隶书对联，词句是“木落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作者与王学仲先生合影
数学系的魏立刚是书法社的社长，我是他的“后任”。在他“卸任”前，带我去王先生家拜访过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王先生正在书房的里间作画，他在外屋接待了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先生的书多，整整一面墙的书柜，一直到了屋顶。墙上的镜框内镶着一幅李苦禅先生画的鹰，还有郑诵先先生写的一副对联。整个房间有一种浓郁的艺术和学术氛围。第二次拜访王先生，他和老伴儿正在看电视剧《三家巷》，招呼我们一块儿看，我们看了一会儿，觉得没有意思，就告辞了。(www.xing528.com)
与王学仲先生（右三）、孙伯翔先生（右二）等在黾园合影，右一为作者
一九八五年春天，王先生出面，请河北大学黄绮教授来天津大学举办书法讲座。在笔会上，王先生挥毫写下了一个“鹰”字，但刚写完，他就团掉了，说这应该是最后一个字。我赶快捡了起来，夹在一本书中，算是得到了王先生的一点墨宝。
魏立刚毕业前，将南开大学书法社更名为“南开书苑”，意在效仿“西泠印社”，王先生题写了“苑”名，魏立刚自己刻成了一块很大的匾，挂出来很是气派。王先生也给书苑写过字，是一幅四尺整张的草书，魏立刚把它交给了我，我在毕业前又转交给了“后任”欧阳长桥。
范曾先生到南开大学创办东方艺术系之后，聘请王学仲先生为教授。一九八六年冬天，东方艺术系主办“东方艺术系列讲座”，王先生讲座的题目是“书法漫谈”，那天，小礼堂来了很多人，王先生只是讲了一些书法方面的见闻。讲完后，他当场写了“青年立志，振兴中华”八个隶书大字。大概他不习惯站着像题壁似的那样写字，因此这八个字并没有安排好，他自己也不太满意，但又不好当众撕掉，于是又写了一幅草书，让同学们开了眼界，对王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天气好的时候，我经常看见王先生骑一辆旧自行车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转悠，见面后王先生总是很客气，说：“有空到家里去玩吧！”但我生性不爱串门，直到毕业，也没有再去拜访王先生。
1995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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