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东：南开大学哲学系最具个性的老师

在我所接触的老师中，最富有个性、最有特点的当属刘向东老师。

刘向东老师是陕西人，“文革”后期作为工农兵学员到南开大学哲学系读书。那时，学校明令禁止大学生谈恋爱，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管那一套”，照谈不误。毕业分配，校方不予照顾，来了个棒打鸳鸯，刘向东老师到了甘肃的兰州大学，他的女友则留在了天津，从此天各一方。

刘老师有股韧劲，他不甘心接受这个事实。正好，南开大学恢复招考研究生，他毅然报考了冒从虎先生欧洲哲学史方向的研究生，很顺利地被录取。这样，他再次离开大西北，重新回到南开大学。

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和女友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女儿。

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英国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霍布斯的。后来，这篇论文选入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政治学系成立后，他由哲学系调入政治学系担任西方哲学史的教学。

第一次听刘老师讲西方哲学史课，他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不修边幅。在大学里，不修边幅的老师并非绝无仅有，但像刘老师这样随意的还不多。他的络腮胡子很长，也很乱，头发卷曲着，不加梳理，面色黑里透红，鼻子扁扁的，嘴巴很大。如果不是站在讲台上，谁也不会想到他会是大学教师，而且是哲学教师。他的穿着也很随便，一件蓝色制服，裤子很肥大，脚上永远是一双塑胶底便鞋。所以，刘老师往讲台上一站，就已经有几个同学发笑了。刘老师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很随便地笑笑，说：“我这个人穿着很不讲究，也不愿意讲究。”但他一开口讲课，却很吸引人。在讲课时，他往往把哲学史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有时干脆脱开哲学史，大讲价值观念变革、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对于当时的学生来讲，确实有耳目一新之感。一节课下来，课本上的内容讲不了几句，题外话倒讲了许多。一个学期结束，古希腊罗马哲学史还没有讲完。不过刘老师却得了一个绰号——“犬儒”。原来，在古希腊哲学学派中，有一个“犬儒学派”，该学派的人们整日不修边幅，过着动物一样的生活。一些同学认为刘老师很像这类人，便私下称他为“犬儒”。这当然是对刘老师的大不敬，但事后传到刘老师的耳朵里，他好像也没有对同学们发脾气。

忽然有一天上课时，同学们发现刘老师变了：脸刮干净了，身上还穿了一件崭新的西服上衣。但同学们随后又乐了。原来，刘老师仅仅换了一件西服，里面并没有穿衬衣。他穿制服时，红色的腈纶秋衣不太显露，改穿西服，红秋衣便暴露无遗了。而且，依然是一条旧的蓝裤子，一双便鞋。

这件西装穿了很长时间也没见他脱下来，一直穿到去秦皇岛讲课。在那里，也同样因为穿戴闹了笑话。那天，刘老师讲课很风趣，不时有惊人之语，台下的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他那天换了一件白衬衣，外穿西服，坐在讲台上，什么也显不出来。待到讲完课在掌声中离开讲台时，掌声突然变成了笑声。原来，刘老师不仅仍穿着一条又肥又旧的裤子，脚上仍是一双便鞋，而且还没有穿袜子。(www.xing528.com)

有一年，南开大学团委、学生会排演话剧《一念差》，其中有一个匪徒角色，让谁演谁都不演。不知是谁说了句“让刘向东演正合适”的话，导演王骚老师找到刘老师，他竟然一口答应下来。开演那天，只见刘老师身穿黑色衣裤，腰扎宽皮带，袒露着胸脯，大摇大摆地上了场，他一上场，观众都乐开了。刘老师的台词只有一句：“没问题，不就碾死个臭虫嘛！”刘老师就是这样，不论是谁，只要需要他去做，他是不会计较什么身份、地位的。同学们有什么活动，只要邀请，哪怕只是出于礼节地虚邀，刘老师必是参加。在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中，几乎没有不知道刘向东老师的。

刘老师说话毫不顾忌，往往不分场合，就冒出惊世骇俗的话语。有一次在市里召开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他在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怀疑一切”。随后，他就开始发挥，使全场的气氛顿时严肃起来，以至于主持会议者大发雷霆，严厉批驳，因为刘老师的话犯了大忌。他回到学校后，愤愤不平。看得出，他也很紧张，好在上面也没有再追究。不过，从此之后，刘老师参加这样的会就少了。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之后，哲学系组织老师们展开讨论。刘老师上台发言，不知怎么回事，他把话提到了残疾人和超生人口上。他说，社会上有大善和小善，社会利益是大善，个人利益是小善。为了小善而牺牲大善或妨碍大善，就是不善，因此，应该限制残疾人和超生人口，因为他们是社会的负担，阻碍了社会前进。最后他说：“别人是指哪打哪，我是打哪指哪！”他的发言自然引起了一阵笑声，有些老师摇头表示不敢苟同。事后，人们又送了他一个外号：“法西斯”。他笑嘻嘻地接受下来，继续坚持他的主张。

毕业前夕，我们系请来了美籍华人毛云安教授讲学，在座谈时，刘向东教授提出了中国法律和道德的不统一问题，他说：“比如，丈夫对妻子究竟构成不构成强奸罪？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在场的女老师和女同学都皱起了眉头，男同学们则窃窃发笑。他还想说下去，主持人用话岔开了。他的言行和他的衣着一样，并不是故作与众不同，他好像一直在探索追求一种东西，并试图从哲学的角度给许多事情找到一个答案。他也试图先更新自己的观念，然后再去更新别人的观念。在社会上崇尚节俭，提倡艰苦奋斗的时候，他在许多场合都唱反调，说：“一味节俭是不对的，应提倡能挣会花。不借钱也不对，应该是能借也能还。”当许多老师都甘于清贫寂寞或是不愿意降低身份而固守书斋的时候，刘老师早开始在外面赚钱了。可以说，他是“下海”的先行者。他的赚钱方式主要是讲课、办班。那时，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赚钱。他很少闲着，往往不计较报酬多少，只要能赚钱，他便去讲课，连职工培训的课都去讲。有一次，他实在忙，有两门课没空去讲，他便在班里公开找替补者，刘毅同学和我毛遂自荐。刘毅讲《中国近代史》，我讲《中国工人阶级》，地点在建设路上的煤建公司，一连三个半天，得了二十四元讲课费。我非常高兴，到古籍书店买了一部《论语译注》，一部《孟子译注》。

刘老师很能吃苦，生活上很能凑合。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过那种非常简单的生活。他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一次可能吃下一斤粮食。有一次我们去他宿舍，正赶上他吃晚饭，他一手拿着排骨，一手拿着酒瓶，边吃边同我们聊天，吃剩的骨头，顺手就扔在墙角。他很少整理房间，有一次一位外校的女教师来访，他费了好大工夫才把房间收拾得整齐一些。师母在距市区很远的地方教书，很少来南开与他团聚，他似乎也不觉得寂寞。后来，师母去安徽大学进修，把女儿交给他。他带着女儿，教书、赚钱照样不耽误。他的女儿很乖，很少哭闹。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决定去英国进修。但他不懂英语，便从头开始学习。从此，他的房间里多了一副立体声耳机，有时去他的宿舍，总见他戴着耳机吃力地学英语。一年下来，他居然通过了出国留学人员的英语水平考试。我们都非常佩服他的毅力。那时，他已经快四十岁了。

刘老师很喜欢和学生交流，每当我们读书有心得，有自己的哪怕是很幼稚的观点时，他总是很高兴，即使讲古希腊罗马哲学，他也启发我们与现实相联系。在平时的作业和期末考试时，尽管回答得不完整，但只要有新意，能自圆其说，他也会给以高分，并自己掏钱给同学们一点物质奖励。我曾得过一打卡片的奖励，这在当时是最高奖了。

我们毕业后，刘老师去了英国。听说开始时他在英国的大学进修，后来又做生意，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1995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