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历史纪实：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共和国所实行的是接近吴佩孚的政策。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西湖会议作出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在苏联同孙中山建立联盟后，中国共产党“三大”贯彻了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

第一、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共和国所实行的是接近吴佩孚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无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共产国际远东局，还是远东共和国都曾经全力从事于对北京政府的外交，所实行的是接近吴佩孚的政策。据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中说：魏金斯基第一次来中国期间，主张联合吴佩孚以发动民主运动。马林回忆说远东共和国认为：“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当时苏俄政府远东问题专家威廉斯基曾经发表了盛赞吴佩孚的文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团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久，一九二〇年十月九日，威廉斯基在苏俄《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说：吴佩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又说：苏俄期望中国出现“吴佩孚将军的俄国方针”。直到一九二二年，威廉斯基还说吴佩孚是中国的“最好的军阀”，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共和国接近吴佩孚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实际使苏俄在东方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政策、策略，是受上述方针影响的。在中国北方，李大钊曾以白坚武为中介，到洛阳见过吴佩孚，经过商谈，一九二一年吴佩孚曾通电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一九二二年党派了张昆弟、何孟雄等到交通部任职，发动了京汉、京绥、京奉、津浦、正太五路工人，建立了工会组织。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共和国在接近吴佩孚的同时，把孙中山搁置一边，而不同他建立联系。关于远东共和国对孙中山的疏远，可以从齐契林同孙中山的通信中明显地看出。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齐契林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但是到了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才到孙中山手里。孙中山于八月二十八日还没有见到使者，所以写了《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介绍了他自辛亥革命以来的艰难遭遇，恳切地要求同齐契林或其他莫斯科友人“获得私人接触”，充分地表达了他愿同苏俄建立联系的迫切心境。

远东共和国接近吴佩孚的政策到一九二一年下半年便遭遇了困难。一方面，由于吴佩孚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军阀。直系军阀吴佩孚是靠英美支持的，其接近苏俄的倾向是有限度的。北京政府决定参加华盛顿会议，从而使苏俄政府和吴佩孚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另一方面，优林使团坚持要从中国拿回沙俄时代所攫取的中东路特权，后来苏俄又派军队进驻外蒙古，取得了对外蒙古的控制权。一九二〇年底，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策划“泛蒙古帝国”的侵略阴谋，谢美诺夫派他的部下温琴（布里亚特蒙古人）带兵进入外蒙古，赶走了北京政府的都护使陈毅，而内战中的北洋军阀无力对付白俄匪军的入侵。一九二一年七月，苏俄红军甚至不顾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同沙俄签订的三方协定（外蒙自治、宗主权属中国、中俄双方都不得派兵进入外蒙）开入外蒙，打败温琴，攻占库伦，并在战后继续驻兵，从而激起了中国北京政府和苏俄关系的恶化。所有这些，使得优林使团在北京步履艰难，一九二一年八月，优林返回远东共和国。

一九二一年末，苏俄直接派出裴克斯使团到北京。裴克斯使团取代远东共和国优林使团，实际表明远东共和国接近吴佩孚政策已告终结。因此，苏俄裴克斯使团便转变策略，以便打开苏俄和中国间的僵持局面。

第二、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西湖会议作出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马林来华带来了从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根本转变。马林的战略是联合孙中山以反对北京政府。他的战略所以取得成功，不能不归功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因为联合孙中山符合中国的革命实际（孙中山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适合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的需要（因为苏俄联合吴佩孚的政策陷入困难境地）。因此，马林的主张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完全支持。马林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先在上海同国民党总部建立了联系，使国民党派人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这样，国民党便站到了反对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华盛顿会议的立场上。而后，他经张继介绍去桂林同孙中山会见，建立了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联系。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马林在孙中山的桂林总部度过了两周时间。他向孙中山领导下的军官作了有关俄国革命的报告，和孙中山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工人宣传工作。孙中山表示他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他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桂林会见以后，马林又去广州。那时香港海员大罢工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到孙中山同工人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孙中山作出了很高的评价。马林结束中国南方之行，就前往北京同裴克斯会面，他向裴克斯送交了两份报告，并请裴克斯把这两份报告转往莫斯科。一份是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要谈国共合作问题；另一份是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主要是要苏俄政府派出使团前来孙中山的南方政府。

一九二二年一二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共约三十余人。这次会议明确了远东民族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任务，会议期间，列宁直接支持国共合作的政策，他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涛、瞿秋白、邓培（工人代表），询问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他们向列宁作了满意的回答。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虽然参加了对抗华盛顿会议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但还没有放弃寻求西方援助的立场，所以会上也表现了共产国际同孙中山国民党之间的某些分歧。会上一个姓陶（译音）的国民党代表在会上发了言，他阐明了孙中山国民党的政策。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华盛顿会议将会使中国南方有远见的领导人认识美国的伪善。他嘲笑了美国门户开放的政策，说四强联盟就是四个吸血鬼联盟。(www.xing528.com)

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加快了它同孙中山建立革命联盟的步伐。一九二二年三月共国际代表达林到达上海。四月，他准备动身前往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接到了北京苏俄使团裴克斯的通知，要他先去北京接受命令，到北京后，裴克斯向他传达了莫斯科的指示，要他联系孙中山，了解孙中山的态度和国民党的一般情况，并发给他代表苏俄政府的证书。达林返回上海后，在瞿秋白、张太雷的随同下去了广州。他在广州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接触五六次之多，直到陈炯明驱逐孙中山后，达林才离开广州。

一九二二年三月以后，由于共产国际同孙中山的接近，国共合作便成为共产国际同孙中山加强联系、苏俄同孙中山结成联盟的决定性环节。没有国共合作，便不能打开苏俄对华外交关系的僵局。为此，共产国际便加紧指示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方针。

一九二二年三月，共产国际发来英文电报，主张中国要干“国民革命”。当时的一些居于中央领导地位的党员还不知道什么是“国民革命”。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马林从北京到达上海，在了解到国民党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进行宣传的情况下，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第一次西湖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等。马林建议中共废除关门政策，直接加入国民党，以便于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他认为国民党缺乏组织，很容易进行群众工作。他说他在爪哇有过成功的经验。这时，陈独秀等与会者虽同意国共合作，但对加入国民党持反对的态度。他们的理由是把共产党同国民党混合在一起，模糊了阶级界限，妨碍了独立政策的执行。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陈独秀写信给魏金斯基，向共产国际申诉其反对共产党、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于是马林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离开上海，经过新加坡、马赛、柏林，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以便形成一个苏俄援助下的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

一九二二年夏，参加远东各国共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归来，又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文件，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从事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建立民主国家，于是七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纲领，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基本思想。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和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都说中央二大是根据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决议召开的。二大宣言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说：只有同民主主义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民主革命迅速成功。但这时陈独秀对党同孙中山的合作，并没有信心，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陈独秀给魏金斯基的关于中国南北政局及同孙中山合作问题的信中，说：“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宣布：“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

马林是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旬到达莫斯科的，七月十七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详细报告。马林的报告在阐明孙中山国民党的进步作用、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人对目前形势缺乏认识等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他又对国民党作了不切实际的、过高的评价。他说国民党是由辛亥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工人组成的“各阶级的联盟”。但他根本否认国民党内存在右翼势力、地主军阀的残余。他把国民党南方的革命运动看成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而不了解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近年来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他对年青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抨击。说他们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他报告了关于共产党人应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和第一次西湖会议的情况。马林把共产党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看成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存亡的问题，他说：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终止。

共产国际执委会听取了马林的汇报以后，第二天决定接受马林的建议并且指示中国共产党把总部迁到广州和在马林帮助下工作。这样，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准备同吴佩孚建立联盟的方针宣告彻底结束。

为了宣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马林在《共产国际》上发表了《中国南方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文。在马林得知越飞已被任命为苏俄特使，即将使华，他们便一道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到达北京。越飞和马林虽然人分南北，但是异途同归，都是要打开僵局，同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他们意料之中的是苏俄同北京政府间外交关系很难打开，迫切需要联合南方的孙中山以反对北京政府。实现这个战略的前提是中国国内实现国共合作，由于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种形式，这就要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人，克服意见分歧。于是继第一次西湖会议之后，又召开了第二次西湖会议。第二次西湖会议是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七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语罕、张太雷等，这次会议经过了两天的辩论，才接受了马林的建议，据陈独秀后来说，他和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语罕等曾反对马林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那时马林问道：你们是否遵守共产国际的决定。是由于党的纪律，他们服从了。

西湖会议决定共产党人的加入国民党，为揭示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和孙中山国民党紧密联系，为苏俄和中国南方政府结成联盟开辟了道路。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