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助力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大城市以及旅欧、旅日留学生中相继建立以后，以上海为中心，这些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进一步加强。

1921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完成赴华使命，即将返回苏俄的前夕，曾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成熟，并商谈过在适当时机召开有各地组织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时虽然尚未确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日期，但准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同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陈独秀当时在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是应广东省长、粤军总部司令陈炯明的邀请，于1920年12月由上海去广州的。陈独秀离沪以后，由李汉俊担任党的代理书记。

陈独秀起草的党章草案由广州寄到上海，李汉俊看了以后不同意陈独秀所主张的中国集权制，另起草了一分党章草案，主张地方分权。由于意见分歧，李汉俊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遂把党的文件以及党员的名单交给了李达，由他接任。

尽管在党章起草过程中存在分歧，但毕竟表明建立全国性政党的准备工作正在一步步进行着。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到达上海。马林先后用过马丁、马化、西蒙博士、菲力浦先生、斯列夫利特、布罗维尔、乐文松等代名，甚至还用过中国名字倪恭卿、孙铎等。而他的真实名字是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

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1942年），荷兰人。1900年参加荷兰铁路工会工作，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4年，他在荷兰殖民地爪哇创立了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党。1918年，被荷属当局驱逐出境。

1920年7月，马林作为东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1920年8月，被指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4月，启程来华，6月到达上海。

马林到达上海以后，很快与1921年1月来华工作的兰姆堡建立了联系，并从他那里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弗兰姆堡原在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工作，这次来华是由工会国际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派遣的，主要是联络和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

与马林同一时期到达上海的还有俄国人尼克尔斯基。虽然尼科尔斯基是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位外国人之一，但他远没有马林那么有名，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了解他的组织关系，查不到他的身世，说不清他的归宿。直到苏联的《远东问题》杂志1989年第2期发表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卡尔图诺娃博士的论文《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才使人们了解了这个人物的基本情况。他是从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查到这些珍贵材料的。(www.xing528.com)

尼克尔斯基（1898－1943），原名是伊曼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勒拉莫维奇。1919年至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同年6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该处于1921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负责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工作）的委派，来到上海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并出席旅华朝鲜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召开的代表大会。尼克尔斯基来华，还肩负红色工会国际的前身－－国际工人联合会理事会赋予的任务。

通过弗兰姆堡的介绍，马林很快与尼克尔斯基接上关系。后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写道：“据莫斯科给我的通知，1920年8月到1921年3月间，已在伊尔库次克建立远东书记处。这个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维经斯基曾在上海工作过。1921年6月书记处又派出尼克尔斯基接替其工作。当我同期到达那里时，便立即取得了同该同志的联系。在那里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1921年12月，几乎每天我们都要会面。”

随后，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又很快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并多次约谈，两位国际代表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筹建共产党的具体情况。据此，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费。

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接到上海发起组织的通知之后，大家为建党的工作迅速发展感到振奋，积极响应上海党组织的倡议，纷纷选派出各自的代表。接到通知较早的北京党组织，为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专门召开了会议。

这年暑假，北京党员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在区举办了一所文化补习学校，一方面给准备考大学的青年辅导学业，另一方面借此传播革命思想。选举代表的党员会议就是在这所补习学校召开的。在酝酿人选时，大家考虑到党的主要领导人李大钊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教授和北京八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正值两个学年交替期间，公务繁忙，难以抽身。另外，李大钊当时是社会名流，行动颇引人注意，突然南下诸多不便。因此，没有推选李大钊出席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推选张国焘为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或罗章龙，他们都十分谦让，提出因另有安排不能分身而辞谢，最后确定刘仁静为北京的另一代表。

由于当时处于秘密状态，初创时期又无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制度，再加上各地区的政治环境和活动特点都不一样，因此，各地确定和产生代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是召开党员会选举，有的是以发起人为当然代表秘密前往，也有的由领导人指定出席。

应该肯定，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共产国际曾对中国建党给予很大的关心、帮助和指导，并起过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也是这样，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到来，起了促进作用，加速了中共一大筹备工作的进程，并在活动经费上给予了帮助。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即使共产国际不派代表来华，中国共产党或迟或早都会诞生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华前，党的早期组织已在酝酿准备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他们的到来和提议，促成了这一伟大事件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