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全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悲愤再也不能抑止下去,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终于爆发。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捶胸顿足,愤慨万分。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
会上,大家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经手签定二十一条的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会议一致通过:一、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纪念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决议,并决定次日(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大的前身)、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纷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拿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有的还绘着山东的地图和各种讽刺画。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试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但是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队伍退出东交民巷后,便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警察总监加派二百名警察守卫曹宅。学生围攻警察,向他们讲道理。少数勇敢学生则从窗口跳入院内,打开大门,使大队冲进曹宅。曹汝霖从后门溜走。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在曹宅放起火来。北洋政府派出大队军警,逮捕学生市民32人。
同学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社会各界对政府当局纷纷提出抗议。
军阀政府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被捕学生。
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www.xing528.com)
5月9日,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当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辞职出走。
北京学生们对反动政府这种反人民的措施愤怒至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要求严惩曹、章、陆三贼;取消诬蔑学生的反动命令。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北京学生在罢课以后,一方面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联络,商讨采取一致行动,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另一方面组织演说团,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自此以后,北京全城的街道、胡同、游艺场所都有学生活动。军阀政府则采取极其野蛮无理的手段,制止学生们的各项爱国活动,不许学生举行会议,检查新闻,查封报馆。步兵和马队在街上往来巡逻,逮捕学生。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军阀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5月25日,教育部开会:限各校学生三日内复课,否则将予以严厉镇压。6月1日,军阀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青年学生更大的义愤,斗争也更加尖锐。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反动军警逮捕170多人。北大法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6月4日继续逮捕,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辟北大理科为临时监狱。
皮鞭和警棍,刺刀和监牢没有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6月5日,全市出动了五千多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中学生,他们组成了三个纵队,到处进行讲演,连警察厅门前的马路也成了活动的地点。同学们都带着行李、用具,准备坐牢,迫使警察也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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