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路设置与安置高丽移民有关，太宗三年（1231），蒙古发动征服高丽的战争，太宗五年（1233），高丽西京郎将洪福源召集高丽北界之众归附蒙古[62]。据《元史·地理志》“沈阳路”条载：“元初，平辽东，高丽国麟州神骑都领洪福源率西京、都护、龟州四十余城来降，各立镇守司，设官以抚其民。后高丽复叛，洪福源引众来归，授高丽军民万户，徙降民散居辽阳沈州，初创城郭，置司存，侨治辽阳故城。中统二年（1261），改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及高丽举国内附，四年（1264），又以质子淳（綧）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分领二千余户，理沈州。元贞二年（1296），并两司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仍治辽阳故城，辖总管五、千户二十四、百户二十五。至顺钱粮户数五千一百八十三。”[63]
沈阳路设置后隶属于辽阳行省，初侨治辽阳故城[64]。据《高丽史·洪福源传》所称“福源在元，为东京总管，领高丽军民凡降附四十馀城民皆属焉”[65]，其中的“东京总管”当为俗称，即在东京（辽阳）的总管，因为元廷最初安置高丽移民的地点在东京辖境内，故言“东京总管”。忽必烈中统四年（1263）以高丽质子王淳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分领二千余户，理沈州（今辽宁沈阳）[66]。于元成宗贞元二年（1296），并两司置沈阳路，两司指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和沈州高丽总管府，仍治辽阳故城。然在沈阳市中央大街发现了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的“沈阳路城隍庙碑”，明代《辽东志》亦记载：“沈阳中卫，城东南隅。元总管府旧址。”[67]学者们认为这是元代沈阳路从“辽阳故城”迁到沈阳的有力证据[68]。但因史籍记载缺失，目前无从知晓沈阳路迁路治的具体时间。
“沈阳路城隍庙碑”的碑铭中记录了元代沈阳路的诸多官职：总管高丽女真汉军都万户府都万户兼管沈阳等路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沈阳等路高丽军民总管府判官，同知沈阳等路高丽军民总管府事，沈阳等路（高丽）军民总管府提控案牍，沈阳等路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沈阳等路（高丽）军民总管府知事，沈阳等路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府达鲁花赤，沈阳等路高丽军民总管府镇抚，总管高丽女真汉军都万户府达鲁花赤，总管高丽女真汉军都万户府镇抚[69]。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总管高丽女真汉军都万户府都万户”“总管高丽女真汉军都万户府达鲁花赤”“总管高丽女真汉军都万户府镇抚”等官职。这表明元朝对这一地区的女真人采取与高丽移民相同的特殊民族建置进行统辖。(www.xing528.com)
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设置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二月，“立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颁银印，总军六千人”[70]。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的治所，根据《元史》所载，大德元年（1297）二月癸卯，元廷“以阇里台所隶新附军高丽女真汉军居沈州”[71]，可知其治所当在沈州（今辽宁省沈阳市沈阳老城），《沈阳路城隍庙记》中载有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官员也证明了这一点。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枢密院议：“各处都府并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及临清万户府，秩三品。”[72]在元泰定帝死后，元廷内部爆发的争夺皇位的两都之战因发生在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所以又称“天历之变”。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因支持在上都即位的泰定帝皇太子阿剌吉巴，而遭到了随后于大都称帝的元文宗的惩罚，天历二年（1329）正月“以辽阳省蒙古、高丽、肇州三万户将校从逆，举兵犯京畿，拘其符印制敕”[73]。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四月壬申，元廷任命从一品御史大夫“唐其势为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74]。唐其势是太平王燕帖木儿之子，说明元后期高丽女直汉军万户改由蒙古贵族担任，同时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已改由中央高官兼领，不再隶属于右卫率府。
据《元史·地理志》载，沈阳路辖“总管五、千户二十四、百户二十五”。总管、千户、百户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统治方式，它与周围汉人采取的州县制统辖方式不同。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将女真与高丽、汉军并列，说明在总管府下各族聚族而居，单独建置，在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下，基层官员极有可能由各族人分别担任，具有一定的自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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