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辽阳行省南部女真人口分析

金末，东北南部地区的女真人主要是曷苏馆女真、鸭绿江女真，还有金上京迁徙而来的女真人，另外还有一部分从西京路北部迁来与契丹混编组成猛安谋克的一些女真人。据丛佩远先生的统计，金代中期咸平路、东京路的21．4万余户中，女真人所占比例略近二分之一；金代北京路为蒙古、契丹、汉等族杂居区，女真居民较少。那么，东北南部地区的女真人口数逾10．7万户，若以每户平均口数为6．5人计算，则金世宗时期东北南部女真人近70万口。这个数字，大体也就是蒙古军队进入东北前，留居在东北南部地区境内女真人口数。因为1213年，耶律留哥“尽有辽东诸州，定都咸平”时号称有户“六十余万”^[1]。这一数字，与我们统计的金代咸平、辽阳、沈阳、北京、广宁诸地女真人数的估算相去不远。有关元代辽阳行省南部地区的人口数字，目前我们能够掌握的是至顺年间（1330—1333）^[2]的统计数据。现就《金史》《元史》中记载的金、元两代东北南部地区人口情况进行列表对照（见表4-1）。因金、元两代行政区划有所不同，为了便于对照比较，对金、元两代的路、府区划及人口数字作了一些必要调整^[3]。

表4-1　金、元两代东北南部地区人口对照表^[4]

从表4-1上的数字看，元代辽阳行省南部地区人口总户数，仅相当于金代的11．64%，约为十分之一。其中，辽阳路仅为金代户数的3．66%；沈阳路为14．05%；大宁路为12．50%；广宁路为9．47%。表4-1中，金代东北南部地区人口数字基本接近真实，但是元代辽阳行省南部地区的人口数字则远低于实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元史·地理志》著录的数字，未统计军户，仅为缴纳钱粮租赋的民户。因为元制，军户一般不列入钱粮户统计数字。私占为奴的民户，也未统计在内。蒙古诸王就有许多未隶入版籍的私属驱口。元初东北叛王之一的捏怯烈就有“所管女直户五百余”^[5]。还有一些散居的民户，由于战乱等各种因素，存在漏籍情况。如1234年蒙古统治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括户”。至元九年（1272）又有“拘括开元、东京等路诸漏籍户”之举，由此可见，辽东地区漏籍百姓不在少数。此外，还有一些蒙古族民户也未被统计在内。至顺二年（1331），“寿王脱里出、阳翟王帖木儿赤、西平王管不八、昌王八剌失里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万四千五百余户告饥，命辽阳行省发近境仓粮赈两月”^[6]。这14500余户，已超过《元史》所载辽阳、沈阳、广宁三路人户总和的13486户，相当于大宁路人户的三分之一。可见《元史》的统计数字，并不包括诸王管辖的蒙古部民。(www.xing528.com)

《元史》所载辽阳行省南部地区人口为59492户，显然偏低。军户、私属驱口、漏籍户、诸王所管蒙古民户四者之和，至少也相当于《元史》所载辽阳行省的钱粮户数，辽阳行省南部地区实有户数应为11万～12万户。即便如此，元代东北南部地区人户总数也只相当金代后期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女真人口下降的幅度较此还要更大一些，辽沈地区女真人有数千户，大宁、广宁两路也不会多于辽沈地区，参照前述增算比例，辽沈地区女真户数约为1万左右，再加上《元史》中未记载的咸平府地区的女真人，那么辽阳行省南部地区女真人的户数约为2万～2．5万，当为元代辽阳行省南部总户数的四分之一，为金代后期东北南部地区女真人口户数的五分之一，若仍以每户平均口数为6．5人计算，那么元代至顺年间辽阳行省南部地区女真人数约为14万～15万。

此外，以女真人居多的开元、水达达两路，根据《元史》所载的纳钱粮户为25273户^[7]，仍按前述增算比例进行计算，实际户数约在3万～4万户。与东北南部地区的女真人户数相加，元代东北女真的总户数当在5万～6万，那么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女真人数约为3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