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辽阳行省北部女真地区的经济类型包括渔猎业、农业和畜牧业，其中以渔猎业为主，农业、畜牧业次之。元朝在该地区设有站赤，形成较为广泛和发达的交通网，造船业是女真水达达手工业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这一地区又是自然灾害多发区，元朝政府对女真人采取一系列赈济措施，对减灾和恢复女真地区的生产、生活，巩固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农业
金元之际，东北地区是蒙古、金、东夏三方的争战之所，战乱一度使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处于萧条与衰落的状态。蒙古军队在进兵中原的过程，“闻命以杀为嬉”[181]，往往造成“城郭为圩，暴骨如莽”[182]。得以幸存的百姓又遭到蒙古军的驱使与苛政。蒙古统治者经常遣使征敛派科，肆意毁农为牧，百姓穷于应付，民不聊生，生产及人口恢复的速度极其缓慢。辽阳行省地区所发生的战争规模以及造成的破坏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1211—1291年，仅八十年间，即有近三十年处于兵戈动乱之中[183]。尤其是13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辽阳行省北部地区爆发的乃颜、哈丹叛乱，波及了辽阳行省的大部分地区，此外辽阳行省自然灾害严重，导致“辽阳诸路连岁荒，加以军旅，民苦饥”[184]。总之，自乃颜叛乱后，辽阳行省“民废耕作”[185]。天灾人祸致使该区域内人口锐减，农业生产陷入半停滞状态。
元代辽阳行省人口数量较金代东北地区人口严重缩减，导致劳动力匮乏。《元史·地理志》缺载辽阳行省的人口数字，仅计有宪宗二年（1252）辽阳、大宁两路的户口数，共计49714户，481424口。依此推算，每户平均约为9．68口。文宗至顺元年（1330），广宁府、沈阳、开元、女真水达达等四路的钱粮户计35051户，如果以辽阳、大宁平均每户9．68口计，此四路当有339293口。前后两项合计，共有84765户，820717口。这里尚缺辽阳行省东宁路及咸平府的户口数，若以前六路平均数每路14127户、136786口进行统计，则总计有113019户、1094289口[186]。辽阳行省在七路一府外，尚有属州十二、属县十，均不在此数[187]。若再加上为数不少的在奴儿干地区的流放者，并考虑到中后期人口增长等诸因素，估计辽阳行省总户数约在15万户左右[188]，那么元代辽阳行省人口总数约在145．2万左右。若据程妮娜先生估算，金代东北地区人口大约在五六百万之间[189]，元代东北地区人口比金代的1／4还要少。韩儒林先生粗估元顺帝初期元代实际人口总数当超过8000万[190]。邱树森、王珽先生粗估元代户口接近九千万[191]。而王育民先生推测元代人口约为10438万[192]。若以人口粗估的最高值10438万进行计算，那么辽阳行省人口数约占元朝中后期全国人口总数的1．39%，若按以上人口粗估的最低值8000万进行计算，那么辽阳行省人口数约占元朝中后期全国人口总数的1．81%，这一比例是极低的，由此可见，元代辽阳行省发展农业生产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鉴于此种情况，元朝政府调集军民在辽阳行省进行有组织的规模性屯田活动，《元史》卷100《兵志三》记载，辽阳行省屯田4处，大宁路海阳等处打捕屯田所、浦峪路屯田万户府、金复州万户府屯田、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元廷在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地区的女真水达达路实行屯田，是辽阳行省境内屯田最北的一部分。在灭南宋之后，元朝从中原地区调拨汉军北进女真水达达路，前已述及，南宋新附军将领张成率领其手下将士皆携妻孥轻重，“往水达达地面屯田镇守”，“至黑龙江之东及北边而屯营”[193]。此外，元朝规定，“诸流远囚徒，惟女直、高丽二族流湖广，余并流奴儿干及取海青之地”[194]。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九月，“乙巳，以盗多，徙上都、中都、大都旧盗于水达达、亦剌思等地耕种”[195]。将各地罪犯流放到女真水达达路，让他们“屯种自赡”[196]。元廷至少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在该地已设置管理屯田军队和流放罪犯屯田事宜的女真水达达屯田总管府[197]。
辽阳行省北部女真水达达地区女真人大都已经定居，在从事渔猎的同时，也兼事农业，农耕水平相当低下，可木（今松花江口以东额图附近之科木）至乌苏里江口的女真人则“少事耕种”[198]，各部女真间的农耕水平也有很大差异，松花江中下游以北的生女直“略事耕种”[199]。元朝统治者对于原来从事渔猎业或畜牧业的百姓，采取劝农政策，鼓励其改务农业生产。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从辽阳行省言，以乃颜、合丹相继叛，诏给蒙古人内附者及开元、南京、水达达等三万人牛畜、田器”[200]；至元二十九年（1292），乃颜、哈丹叛乱平定后，“水达达女直民户由反地驱出者，押回本地，分置万夫、千夫、百夫内屯田”[201]，令这些被押回原地的女真水达达进行屯田生产；至元三十年（1293），捏怯烈附近的女直二百人“以渔自给”，忽必烈下诏：“与其渔于水，曷若力田，其给牛价、农具，使之耕。”[202]另据《元史》记载，泰定三年（1326）秋七月，“辽王脱脱请复太母月也伦宫守兵及女直屯户，不允”[203]。当时月伦哈墩的宫帐与幼子斡赤斤同封一处[204]。说明蒙古东道诸王斡赤斤家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女真水达达部分地区。元廷在女真水达达路的屯田方式当属军民杂居耕种，实行按地亩征收的税粮。为鼓励和扶持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的农业生产，至元六年（1269）二月，“开元等路饥，减户赋布二匹，秋税减其半。水达达户减青鼠二，其租税被灾者免征”[205]。这里水达达户受灾被免是“秋税”。美国学者莫里斯·罗萨比曾说：“辽阳行省的农业经济之所以能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与当地的女真人的贡献分不开的，因为他们是该地区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经营者。”[206]不可否认元代辽阳行省北部农业经济出现了新的气象，尤其是向黑龙江下游女真地区推进农业经济，对促进与发展辽阳行省的农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元朝首次在黑龙江流域女真水达达地区开设屯田区，是外族人进入黑龙江下游地区进行屯田活动之始，起到了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充裕军食的作用。这不仅解决了元朝驻军的粮食给养问题，而且使这一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有一定规模的土地开发，汉族农业生产工具与技术随之传入这里，对促进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积极意义[207]。
（二）渔猎、畜牧业
元代辽阳行省北部的女真人传统社会经济是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一部分临江滨水的女真水达达人以捕捞作为其主要生产手段。黑龙江流域水系密布，鱼类资源极为丰富。多布库尔河、甘河、托河、阿里河、诺敏河、绰尔河、呼玛河、宽河、法别拉河、沾河、逊河等大小支流，或为黑龙江支流，或从西向东注入黑龙江。在大大小小的河流里，盛产着鲑鱼、鳇鱼、鲫鱼、细鳞鱼等各种鱼类[208]。元朝皇帝在上都宴会中所食用的“嘉鱼贡自黑龙江”[209]。可以想见这一区域鱼产量丰富，是生活在这里的女真水达达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元人黄溍曾言“女真旧土有水达达万户府……地无禾黍，以鱼代食”[210]。周致中《异域志》，谓“其国人皆以鱼鹿之皮为衣”[211]。又《弩耳干》谓，女真水达达人“不种田，捕鱼为生，其年鱼多谓之好收，出海青，产白鹿”[212]。至元二十九年（1292），伯帖木儿讨平叛王捏怯烈，“得所管女真户五百余以闻，帝命以充渔户。伯帖木儿度地置马站七所，令岁捕鱼，驰驿以进”[213]。《元史》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世祖下诏：“自此而北，乃颜故地曰阿八剌忽者，产鱼，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哈纳思、乞里吉里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为宣慰使。……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鱼九尾，皆千斤，遣使来献。”[214]元代肇州城位于松花江北岸的阿八剌忽，阿八剌忽以产鱼著称，鱼亦因地而名阿八剌忽鱼，音传而讹，又或写作哈八都鱼、哈八儿鱼、哈八鱼[215]。至顺元年（1330）九月，“辽阳行省水达达路，自去夏霖雨，黑龙、宋瓦二江水溢，民无鱼为食”[216]。以上皆表明，长久以来，生活在辽阳行省北部的女真水达达人主要是以“捕鱼为食”，故而生活在黑龙江中下游这一广大地区及沿江而住的女真水达达人又被称为“打鱼水达达”[217]。
元代辽阳行省北部黑龙江迤北的女真水达达地区还有一部分女真人，他们多“劲弓长矢”“射山为食”[218]，其经济生活是以狩猎为主，是典型的狩猎经济民族。据《元史·地理志》，“混同江南北之地，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真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故设官牧民，随俗而治”[219]。另据《开元新志》记载：“可木以下，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养马弋猎为生。”[220]可木位于黑龙江与松花江的汇流处附近。至元二十三年（1286）三月，朝廷下令“严女真水达达弓矢之禁。东路诸王多不自安，而女真水达达失业，亦怨望。朝廷微闻之，且弛女真水达达弓矢之禁”[221]。可见元廷因担心东道诸王作乱，女真水达达人趁机与之勾结，所以限制该地区的女真水达达人挟带弓矢等武器。但弓矢作为女真人的狩猎工具，是女真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弓矢之禁导致女真水达达失业，多“怨望”，所以元廷获知此事后，很快便开了弓矢之禁。此外，元廷有“岁饥而盗猎禁地者赦”[222]的通例，如至元二十四年（1287），“以女真水达达部连岁饥荒，移粟赈之”，并“弛女真、水达达弓矢之禁”[223]。虽然元廷为防范女真人，多次禁止他们使用武器，但遇上灾荒，为了确保以射猎为生的女真人能够度过灾年，元廷还是会允许女真人使用弓矢。
对于以捕鱼狩猎为生的女真水达达人，元廷主要对其征收海豹、貂鼠、水獭、鹰雕等实物贡赋。女真水达达等路“有俊禽曰海东青，由海外飞来，至奴儿干，土人罗之，以为土贡”[224]。元朝因其俗向女真水达达户征收渔猎税，如至元六年（1269），“开元等路饥，减户赋布二匹，秋税减其半，水达达户减青鼠二，其租税被灾者免征”[225]。又二十四年（1287），“以女直、水达达部连岁饥荒，移粟赈之，仍尽免今年公赋及减所输皮布之半”[226]。可见水达达女真每年缴纳赋税有两种，即公赋和秋税。秋税是指从事一定农业生产的女真水达达户交纳的谷物税。而公赋则是狩猎部族交纳的土产实物租税，主要是各种兽皮，其中以贡貂鼠皮居多。貂鼠自古即为名贵裘皮动物，是元代辽阳行省北部各族缴纳实物赋税的主要品种。貂鼠有多种，元代按其毛色大体分为两种，一类是青貂鼠，其毛“冗厚，轻软，制衣亚于银鼠”；一类是黑貂皮，元代“达官以为衣”，也有人“以银鼠带尾为衣饰，缘以黑貂，尤为精美”。元廷还在大都南城设貂鼠局，将貂鼠皮加工后，“以供御帏幄、帐幔、衣、被”[227]。元代的诸色户计中专门有打捕户，这些打捕户需要交纳一定数量的皮货[228]。如至元十三年（1276），“水达达分地岁输皮革”[229]；至元二十五年（1288），辽阳行省有“岁课貂皮”[230]；至大元年（1308），骨嵬“每年贡其皮”[231]；至治三年（1323），“征东末吉地兀者户，以貂鼠、水獭、海狗皮来献”[232]。对于极边远地区分散而迁徙不定的女真各原始部落也征收赋税，元朝每年由辽阳行省派遣通事前去“问征赋，乃约以明年某月某日，到来此山中林间相会，随所出产将来”。到纳税时，各部“以青鼠、银鼠皮诸色皮货，不以远近深浅，悉于此日来纳”[233]。
此外，女真水达达地区还存在一定的畜牧业。据《元史》记载，“达达之地大风雪，羊马皆死”[234]，表明女真水达达饲养羊马等家畜。由此可知，辽阳行省的北部水达达地区主要以渔猎为生，少数地区辅之以农业、畜牧业，渔猎区的赋税多采取实物贡赋。
（三）赈恤
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地区渔猎业占较大比重，新兴的农业不很发达，遇到灾害，民户生活与生存状况便很容易陷于危难之中，元朝政府对这一地区女真人的赈恤呈现出范围广、数量大的特点，并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赈恤制度，这对于减灾和恢复女真地区的生产、生活及巩固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受灾情况
据《元史》记载，从中统二年到至元五年（1261—1339），79年间，元代辽阳行省北部女真水达达地区共发生自然灾事件共计32起，主要为旱、蝗、水、雹等灾害。按年度统计，79年间有23年发生过自然灾害，频率约为29．11%，平均每两年半就发生一次自然灾害。据《中国东北史》统计，1261—1339年，辽阳行省发生自然灾害事件约154件[235]，据此推算，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居住区内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约占整个辽阳行省自然灾害事件总数的20．78%。1261—1339年，该地区自然灾害的种类共计五种，其中明确记载水灾10次、雹灾4次、旱灾2次、蝗灾2次，风灾2次（见表2-2）。可见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地区是水灾频发地区，约占灾害事件总数（32起）的31．25%，这与该地区河网密布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其次是雹灾，约占灾害事件总数的12．50%。再次是旱、蝗、风灾，约各占灾害事件总数的6．25%，这类灾难发生频率较低。此外，还有多种灾情并袭的情况出现，如元贞二年（1296）十二月，“辽东、开元二路旱、蝗”；皇庆元年（1312）六月，“开元路风雹害稼”；天历三年（1330）七月，“开元路雨雹”[236]。以上灾情并发的次数为3次，约占灾害事件总数的9．38%，多种自然灾害并发，灾害发生次数频繁，灾害波及面广，无疑会给元代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表2-2 1261—1339年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地区自然灾害统计表
续表
2．赈灾方式
元代自然灾害频发，连续不断的灾祸大大摧残了当时的国民经济[237]。元朝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民乃国之本也”，因此对赈恤受灾百姓的工作相当重视。元世祖曾言：“饥民不救，储粮何为？”[238]有大臣向元世祖进言，对饥民“不恤之，恐生他变”[239]，于是元廷建立了相应的赈灾机制。有关元朝政府赈济女真饥民、灾民，以及灾年免征赋税的记载不绝于史册，现将史籍记载1261—1339年元廷赈恤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的情况列表说明，见表2-3。
表2-3 1261—1339年元廷赈恤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的情况表
续表
据表2-3，1261—1339年，元廷共赈恤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达18次，前述1261—1339年23年间，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事件32起，通常在灾害发生的次年或当年，元廷就进行了赈恤活动，仅至元二十年（1283），元廷就对女真水达达地区进行了4次赈济。由此可见，元朝政府的赈灾机制及时高效。此外，元廷赈抚力度很大，至元二十年（1283）十二月，曾一次性“给布万匹赈女直饥民一千户”。表2-3所列赈恤物资包括粮食、粟、布匹、绢、帛、衣、钞、牛畜、田器等，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女真人户的正常生产、生活。(www.xing528.com)
由于女真民户向元朝交纳赋税，服兵役、徭役，因此元朝对女真人负有一定的责任，遇到灾年，元朝政府有责任对其实行赈恤。至元十七年（1280），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对元世祖忽必烈赈济其民的情况加以描述：“大汗遣使臣周巡其国土州郡，调查其人民之谷麦是否因气候不时或疾风暴雨受有损害，抑有其他疫疠。其受损害者，则蠲免本年赋税，并以谷麦赐之，俾有粮食种子，是为大汗之一德政。冬季既届，又命人调查畜养牲畜者是否因死亡频繁或其他疫疠受有损害。其受损害者，亦蠲免本年赋税，并以牲畜赐之。大汗每年赈恤其臣民之法如此。”[240]元廷对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的赈恤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蠲免，即减免差税，有恩免之制和灾免之制两种；另一类是赈贷，即给以米粟钞薪等物质，散利于众[241]。
（1）蠲免差役。元朝十分重视灾民赈恤工作，有较完善的应对机制，申报灾情是地方官员的职责，各级地方官府在灾害发生时要及时、如实地汇报灾情、申请赈恤，积极组织赈灾活动，核实灾民的死亡人数，做好善后工作。对瞒报、漏报者会处以相应的刑罚[242]。至元二十八年（1291），依据元朝第一部成文法典《至元新格》的规定：“十分损八以上，其税全免；损七以下，止免所损分数；收及六分者，税既全征，不须申检。”[243]这条法律也同样适用于女真水达达地区，对于遭遇水旱灾害的辽阳行省北部女真水达达人户，元朝政府根据其受灾程度实行减免科差与赋税。如至元六年（1269）二月，“开元等路饥，减户赋布二匹，秋税减其半”，同月，“水达达户减青鼠二，其租税被灾者免征”[244]。1261—1339年，元廷共蠲免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差役仅2次，从这一数据上看，蠲免差役不是元廷对该地区进行灾后赈恤的主要方式。
（2）赈济实物。元朝政府赈恤辽阳行省北部女真灾民的主要方式是赈粮。从表1-3看，赈粮共7次，占总赈灾（18次）的38．89%。《通制条格》卷13《禄令·大小口例》对发放赈粮的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至元二十五年（1288）三月，尚书户部承奉尚书省札付：“各衙门应支口粮人等，男子、妇人十五岁以上为大口，十四岁以下至，五岁为小口，五岁以下不须放支。”[245]元朝政府主要还是以口为单位，其中按口发放的又以年龄大小区别为应支口粮的大口、小口和不须放支之口。此外，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有按户发放，或按户均口数发放的现象。对辽阳行省北部的女真人进行赈济粮食时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移粟就民，如果灾民不便迁移，而谷物移动较便，则尽可能移而就民[246]。至元二十四年（1287）闰二月癸亥，“以女真、水达达部连岁饥荒，移粟赈之”[247]。二十九年（1292），“五月甲午，辽阳水达达、女直饥，诏忽都不花趣海运给之”，可知元朝政府通过“海运粮”来救济女真水达达饥民。第二种是仓廪赈粮，仓廪即粮食储藏设施，元代的仓廪有官仓和常平仓之分。常平仓专用来平抑粮价，由官府出资籴粮，荒年出粜[248]。仓廪粮在灾荒时期具有特殊功用，所以仓廪赈粮往往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赈灾措施。至元九年（1272），元廷就曾“以籍田所储粮赈民不足，又发近地官仓济之，赈水达达部饥”[249]。
赈粮发放一般都按时间计算，较多的是两个月（六十日）粮[250]。如《新元史》记载，泰定二年（1325），“辽阳水达达路饥，赈粮一月”，但至元五年（1268），“水达达民饥，赈粮三月”[251]，可知赈粮发放时间长达三个月，颇为罕见。这应与女真水达达地区灾害持续时间长、受灾面积广有关。
元朝政府对辽阳行省北部的女真人进行赈济时，有时还赈以钞、布、帛、生产工具等实物。根据表2-3，1261—1339年，元廷通过实物方式对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进行了5次赈济，占赈济总次数的27．78%。仅至元二十年（1283），元廷以实物赈济女真水达达三次，“以帛千匹、钞三百锭，赈水达达地贫民”，十月“给水达达鳏寡孤独者绢千匹、钞三百锭”，十二月“给布万匹赈女直饥民一千户”[252]。元朝政府赈给女真灾民钞，说明当地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赈给灾民布、帛、绢等，是为了满足灾民的日常生活所需。有时还会同时赈恤灾民粮食与实物，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水达旦万户府，兵民乏食，廷议赈以衣粮”[253]。除了上述生活必需品以外，元廷的赈恤实物中还包括农业生产工具，这与女真人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有直接关系。元朝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的道理，所以通过赈给牛畜、田器等农具的方式来恢复与解决女真灾民的农业生产问题。
此外，还有5次记载中没有明确指出赈灾方式，估计应是赈粮或赈物。若将此与赈粮8次、赈物5次合计，则共18次，约占总赈灾次数的72．22%。显而易见，赈济实物是元朝政府赈恤辽阳行省北部女真灾民最常用的一种方式[254]。
通过对照1261—1339年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地区自然灾害统计表（表2-2）与1261—1339年元廷赈恤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的情况表（表2-3），可以计算出灾害发生次数与赈恤次数的比值，以此了解元朝政府在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地区进行赈恤活动的变化。若以大德四年（1300）为节点，1261—1300年，灾害发生次数为18次，赈恤次数为16次，赈济率为88．89%；1301—1339年，灾害发生次数为14次，赈恤次数为2次，赈济率仅为14．29%，前者的赈济率比后者的6倍还多。由此可知，大德四年（1300）以前，即元中前期对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地区的赈灾活动相当及时；1300年以后，即元中期以后对辽阳行省北部女真人地区的赈济率明显降低，救灾物资也远逊于元朝中前期，反映了元朝国力逐步衰颓，已无力进行多次赈灾活动。但是从元廷对女真水达达路的赈恤，可看出元朝中央政府与黑龙江流域女真水达达各族已经建立起较为稳定的政治、经济关系。
（四）站赤
元朝的驿站制度始于太宗，完成于世祖，在全国十个行省遍布水陆交通网。元朝在各地设有大量驿站：“我国家疆理之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255]有元一代，全国站赤总数达1500多处[256]。辽阳行省地区站赤最迟在蒙古汗国窝阔台时期已开始设置，定宗贵由三年（1248），“或于海东楼取鹰鹘，驲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257]。站赤大规模兴建于忽必烈时代，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辽阳行省的交通运输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站赤分布于北起黑龙江口、南抵朝鲜半岛中部的广袤区域内。据《中国东北史》考证，元廷在辽阳行省先后至少设立过219个水陆站赤，而实际站赤数比这还要多[258]，约占全国站赤总数（1500处）的14．6%。
辽阳行省的站赤，大规模建设时期以乃颜叛乱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建设辽东地区的一批站赤，开辟了西部和南部各驿站。在乃颜叛乱之前，东北的北部已开始设置一些站赤。至元二十四年（1287）春二月，有人告发乃颜有谋反之意，世祖下诏伯颜窥察乃颜的情况，伯颜“乃多载衣裘入其境，辄以与驿人。既至，乃颜为设宴，谋执之，伯颜觉，与其从者趋出，分三道逸去”[259]。伯颜买通乃颜境内的“驿人”，得以逃脱，可见乃颜境内已有驿路与站赤，即至少从驿安至西祥州（今吉林省农安东北古城）、肇州等地的线路已开通，只是这些站赤的设置还不完备[260]。后期，从至元二十三年（1286）至至元三十年（1293），主要开辟辽阳行省北部各站赤与驿道，与元廷加强该地区的政治统治有密切关系。
元朝是最早在黑龙江下游设置驿站的中央王朝，在女真水达达地区共设立狗站15处。至元二十二年（1285），木华黎的四世孙硕德向元世祖建言，“辽阳女真之东斡拙、吉烈灭二族之人数入寇内地，宜遣亲臣设驿以通之”[261]，以加强对黑龙江下游地区的交通往来和控制。元世祖采纳了硕德的建议，命其在黑龙江下游设置狗站。《南村辍耕录》记载：“征东行省每岁委官至奴儿干给散囚粮，须用站车，每车以四狗挽之。”[262]狗站是一种以狗作为挽畜，牵拽雪爬犁和船只等交通工具的富有地方特色的驿站。南起哈儿宾地界内的末鲁孙站（今黑龙江下游库契河口附近），北至奴儿干附近的末吉站（今阿姆贡河口北岸附近），每站之间相距约四十至五十公里。每站约有站户20，每户养狗10只。按四狗挽一车计算，每户有狗车二辆，计需八狗，余二狗备用。《经世大典》统计“末鲁孙等一十五站，元设站户三百，狗三千只”[263]。
由末鲁孙向南至乌苏里江口以及松花江下游，元朝政府设置了十九个女直牛站。至元二十八年（1291），“置辽阳路庆云（今辽宁县、康平县东南）至合里宾（即哈尔滨）二十八驿，驿给牛三十头、车七辆”[264]，即与末鲁孙等狗站相接的牛站。其中，从斡朵里至哈儿宾之间，明代《辽东志》载有十七站，《全辽志》载有二十站[265]，根据《中国东北史》考证，在这一区间内，元代实设十九站，即《元史》至治元年（1321）所载“女直蛮赤兴等十九驿”[266]，蛮赤兴是从斡朵里通向哈尔滨地界狗站驿路上的第三站。这19个女直牛站与黑龙江下游15个狗站相连成一条线路，形成通过女真居住地水达达地面的交通网。
此外，元廷在平定乃颜叛乱的过程中，在女真水达达地区增设了一些新的陆路站赤。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廷为了加强同平定乃颜叛军的前线的军事联络，决定在旧有驿站的基础之上，“复立咸平至建州四驿”[267]，但是未能落实。至元二十七年（1290），又提出“拟于咸平府至宋瓦江斟酌安立五站”[268]，将原来建四驿的方案扩大为五站。增设了咸平（今辽宁省开原市老城镇）至建州（今吉林省吉林市）的驿站交通线。另外，元廷还扩建了从咸平至聂延（今黑龙江省拜泉县西南）的驿站。至元二十六年（1289），“立咸平至聂延十五所”[269]。这段驿路共设十五个站赤，其中从咸平至肇州的九站为原建，从肇州向北至聂延城新增设了六站，开辟了新的线路。至元二十九年（1292），伯帖木儿出击在濠来仓（今黑龙江省巴彦县以东）的乃颜叛党捏怯烈，“追至陈河，捏怯烈以二十余骑脱身走，遂定其地”。忽必烈命伯帖木儿以在当地所俘五百多女直人户，“度地置马站七所，令岁捕鱼，驰驿以进”[270]。此七站当在今巴彦以东松花江下游沿江而设。站赤交通工具主要是车、马、牛，故又分车站、马站和牛站。
元代的站赤管理很严密，据《经世大典》统计的辽阳行省129处站马、牛、狗数字推算，约有站户9444户；如按实有站赤219推算，实际应有站户15000多户[271]。关于辽阳行省北部的站赤设置情况，《永乐大典》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月，“辽阳行省咨：庆云至哈里宾之地，酌量可立二十八驿。每驿用三十户，每户官给马一匹，牛二只，计用八百四十户。除用旧户外，尚少一百四户，请区处事，都省议得铺马不须制备。但每站用户二十铺，牛三十只，汉车五辆以充迎运。自水达达八站三万户，以至哈里宾之界，别列怯里旧站三万户，以至女直接境。又自女直经行道上，各令计程置立，奏准圣旨”[272]。
以下结合元代文献对上述史料加以分析。
第一，关于站户。供役驿站的谓之站户，用民户充当，不与民户同籍。站户一旦出现短缺，比如上文提及的“除用旧户外，尚少一百四户”的情况，即由民户递补。站户与民户一样承担赋税、杂泛差役、和雇和买等，站户同样也有正、贴户之分[273]。站户还要承担来往使臣的人畜饮食。“站户每年一牌内纳米一石，令百户一人掌之”，以供给来往使臣。每个站赤皆有专供乘传者食宿之所。使臣宿于站中，由站户每日定量供给米、面、酒、肉以及油盐、柴炭等物，路过而不宿于站者减半供给[274]。辽阳行省运送海东青的二十四个站赤，在上述供应之外，每站还由国家提供“使者食米五石、鹰食羊五口”[275]。遇到自然灾害，元朝政府会对站户进行赈济，如至元二十年（1283）十二月，“癸卯，发粟赈水达达四十九站”[276]。尽管中统二年（1261）规定“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277]，但四顷以上者仍要交税，繁重的劳役使站户无力承担。早在元贞元年（1295）九月，丞相完泽已指出：哈儿宾地界各狗站，“前者安宁之时，当站粮食出于百姓。然其地不事耕稼，数年以来，站狗多死，至站无以交换，又至前站，转致损乏，站户苦之”[278]。据学者统计，狗站设置原有狗近3000只，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死去的近93%[279]，这一沉重负担无疑转嫁到了站户身上。此外，前来辽阳行省捕捉海东青的王公贵族，“驲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280]，如此频繁往来于驿站，所需的供给均需站户承担，民力疲弊，苦不堪言。由于“给驿太烦，扰害于民”，所以元廷规定“非奉旨勿给”[281]，然而站户卖妻鬻女以当站役之事还是时有发生。史载，至元十八年（1281）赎谦州和开元等路站户所鬻妻子，二十七年（1290）再以官钱赎永昌户所卖妻子[282]，说明站户鬻妻卖子现象普遍。可见，站户被剥削十分严重，以致民不聊生。
第二，站户要自备站户车马。《元史》载，至元十九年（1282），元廷规定：“随路站赤三五户，共当正马一匹，十三户供车一辆，自备一切什物公用。”[283]但是各地情况有差异，上文引文中提及辽阳行省北部站赤“每站用户二十铺马，牛三十只，汉车五辆以充递运”。若用以驰驿的力畜死亡，站户就要进行补偿。水站的船，狗站的狗，牛站的牛，均按此自备自补。由于站户负担过重，有时遇到战事或遭遇灾年，元廷也会供给站户一部分物力与饮食，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辽阳路所辖鸭绿江以西二十九站，因站马被乃颜叛军掠去，遂由国家每站“给以牛各四十”[284]；至元三十年（1293），庆云至合里宾二十八站初置时，每站由国家“给牛三十头、车七辆”；至顺元年（1330），女真水达达路狗站之站狗多饿死，由元廷“给钞市补之”[285]。
第三，关于站赤的管理。蒙古汗国初期，每站设铺司，每路设总站官，管理驿传事务。至元七年（1270），撤销总站官，改于各路总管府在城站设官二名，州县在城站设头目二名，统一管理。元廷在关要之地的站赤设置脱脱禾孙，元朝政府规定“在汉地者，兵部领之；在北地者，莅以通政院；郡邑之都会，道路之冲要，则设脱脱禾孙之官，以检使臣、防奸非”[286]。与一般驿官不同，脱脱禾孙的职责主要是盘查来往使臣。至元九年（1272）八月，诸站都统领使司言：“无脱脱禾孙之处，令总管府验之。”[287]至元二十八年（1291）规定各站设站官两员，“站户及百者，设百户一名”。至大四年（1311）又规定一般站赤“设提领一员、司吏一名，如无驿令，可设提领两员”[288]。
有元一代，辽阳行省北部地区所设站赤形成了“星罗棋布，脉络贯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289]的局面，东北到奴儿干，东南到南京、恤品，沿路设立驿站，东北各族经济文化交往通畅无阻。由于女真人处于这一地区对外交往的中心地段，成为黑龙江下游民族与东北各族相互交往的桥梁，中原先进经济文化逐渐传至黑龙江下游地区，促进了黑龙江下游各族的发展。
（五）造船业
元代是我国造船业兴旺发展的时代，辽阳行省则是元代北方生产制造船舶的重要省份之一。辽阳行省北、东、南三面临海，享有海运之便。同时内陆南北方向又均衡地分布有内河河道，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辽河以及大小凌河诸河流，水道纵横，河网密布，为河运提供了便利。此外，辽阳行省又有极其丰富的林业资源，这些都为辽阳行省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元代的舟船按用途分共有三种：一是用于海运的船，二是用于内河漕运的漕船，三是用于水上作战的战船[290]。这三种舟船辽阳行省皆可制造。元代多次征伐日本，其中大批战船是在辽阳行省女真水达达地区监造的。
女真人的造船历史由来已久，早在三国时期，《三国志》中就有关于挹娄人“乘船寇盗”[291]的记载。金朝大定二十六年（1186）九月，乌底改叛，世宗命人“毁其船筏，欲不使再窥边境耳”[292]。元代女真水达达所造之船被称为“黄窝儿船”，《辽东志》称“黄窝儿”为“广窟鲁”，二者是同音译写[293]。《经世大典·招捕》“辽阳嵬骨”条下载：“大德元年（1297）五月，嵬骨贼瓦英乘吉烈迷所造黄窝儿船过海。”[294]在黑龙江下游今属俄罗斯的卡里诺夫卡村附近，矗立一块大岩石，石上除刻有一些大人面像外，还刻着一些船构图形。船上桨手相当多，每条船上五至三十五人不等。船首很长，伸出很远，而后陡然向上翘起[295]。苏联学者奥克拉德尼科夫认为，“这一特点同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船只的形状特点相像，即带有独特的突出部——破浪舷”[296]。吉烈迷人江海兼用的黄窝儿船正是此类船只，这种构造决定了黄窝儿船能够抵御较大的风浪。从每只船上配备的桨手人数达三十五人可知，该船形体较大。《元史》载，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庚寅，“敕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将屯田军及女直军并水军合万五千人，战船大小合九百艘征日本”[297]。前已述及，此处“万五千”应作“二万五千”。那么屯田军及女直军并水军二万五千人，共用战船九百艘，相信其中会有类似于黄窝儿船这种承载量在“每条船上五至三十五人”[298]的小船。元朝政府又于二十二年（1285）“六月庚戌，命女直、水达达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风船”[299]。可见元朝军队攻打日本的战舰主要出自女真水达达人之手。此外，女真人所造之船还用于运载军粮，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丁未，女直六十自请造船运粮，赴鬼国赡军，从之”[300]，鬼国指骨嵬，女直六十居于朝鲜半岛。由南至北要进行如此长距离的航运以及具备一定的承载量，说明辽阳行省东部女真人的造船技术已达到较高程度。正如贾敬颜所言：“女真水达达所造之船，必有相当数量为广窟鲁，唯此船，乃可运兵运粮。”[301]
元代黑龙江下游、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女真水达达所造的“黄窝儿船”，与清代被称为“五板船”的船只颇为类似。不过因为“五板船”多行驶于内河，所以体积较小。我们可以通过清人杨宾《柳边纪略》记载的五板船来对“黄窝儿船”的构造及用材加以窥探。五板船一次可载十余人，其形体较大，共“三舱，合五板为之”。因这种船缝合处“不用灰、麻，钉以木；水渍，则以青苔塞之”，所以船在航行之时，需要有一人手执青苔以做准备，一旦有水灌入船体，马上堵住漏处，此人要非常认真，“不遑他顾，他顾，则水入船矣”。五板船“桨长数尺，两头若柳叶而圆其中，人执之，左右棹若飞”[302]。《殊域周咨录》亦谓女真人“乘五板船疾行江中”[303]。不过这种一次可载多人的船只，只有“富者乃有之”[304]。因为女真水达达多造海船，此项任务需要大举伐木，当时人曾作诗感叹称：“万木森森截尽时，青山无处不伤悲，斧斤若到耶溪上，留个长松啼子规。”[305]
女真水达达还会制造一些较为轻便的小舟。《元史·日本传》亦记载了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元廷派军东征日本一事，其中对上文中提及的征日本“战船大小合九百艘”描述得更为详尽：“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306]对于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无史详载，但是从其名称来看，可知是体积较小的船。《开元新志》记载了女真“以独木为舟”，谓之“威呼”，俗称“快马子船”[307]。这种船是由刳木制成的，“长二丈余，阔容膝，头尖锐尾，载数人，水不及舷尝寸许，而中流荡漾，驶如竹箭”，“威呼”可闯急流险滩，乘坐其间“中流暝目不敢视，其险可想”[308]。《清稗类钞》中称这种独木舟“以巨木刳作小舠，使之两端锐削，底圆弦平者，大者容五六人，小者二三人”[309]，可知这种船较小。早期的“威呼”是用独木刳成，后来人们也用木板制作这种窄长的小船，仍称其为“威呼”。除单独行驶外，“威呼”也可联二为一，称为“对子船”，用来在涨水的季节运送车辆和货物，既平稳又安全。在封冻时节，人们把“威呼”搬到岸上，用做喂马的槽子[310]。
元代文献《析津志辑佚》中还记载了女真人生活的黑龙江地区有一种仅可乘坐一人的小型船只，被称作“桦皮船”，又称“泥马赊枯”[311]。桦皮船长十尺左右，宽二三尺，两头尖向上翘，中间宽。女真人制造的桦皮船工艺较为精细，与其他地区制造的桦树船相比，船的前后翘度较大[312]。桦皮船是用松木做骨架，桦树皮做外壳，后用鹿筋做线密密地缝合各处桦皮接头，桦树皮彼此相重合的地方涂上树脂。船体中间为坐人或载物的“船舱”，前部后尾用鳇鱼皮等封盖。船桨以木制成，有长、短两种，一种是八九尺的长桨，另一种是四五尺长的短桨。当船划行至江心时用长桨，在浅水处或靠岸时用短桨。乘这种轻便而极其灵巧的小船，行动敏捷的女真人划一根两端为铲状的单桨，便可以十分轻易地逆着迅猛的水流前进。但这种船多半只能坐一个人[313]。由于船体轻便，一人就能肩扛而行。平时搁置岸边，用时推入水中，顺流用桨，逆流用竿，速度比威呼还轻快，常用来捕鱼狩猎，“挟之而行，遇水辄渡，游行便捷”[314]，在水中行驶十分便捷，是理想的水上交通工具。
元代女真水达达多次承造了用以参加对外战争的大批战船，这给女真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与苦难。至元二十二年（1285）冬十月己亥，塔海弟女真万户六十向世祖进言：“今百姓及诸投下民俱令造船于女直，而女直又复发为军，工役繁甚。乃颜、胜纳合儿两投下鹰坊、采金等户独不调。”[315]从“百姓及诸投下民俱令造船”，可知辽阳行省女真人制造船只，主要还是在有经验的工匠指导下，临时征发百姓和诸下民户从事生产的。由于女真人造船生产量较大，元政府甚至还征调乃颜、胜纳合儿两投下鹰坊、采金等户，参加女真人造船。女真多承造运兵运粮的战船，这些船多在海上航行，船体较大，要求牢固，工艺也较为复杂，从侧面反映了元代女真人制造大型战船的技术水平已相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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