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达达，在文献中又写作水鞑靼。最早见于南宋人彭大雅撰写、徐霆注疏的《黑鞑事略》，书中称：“其（蒙古）残虐诸国，已破而无争者，……西南曰斛速益律于。”其下小注云：“水鞑靼也。”[76]贾敬颜先生指出“斛速益律于”系“斛速益律干” 之讹，为蒙古语usuingěn的音写，意为“水百姓”。这种“水百姓”无疑是指位于当时的东真国以北、黑龙江沿岸的通古斯语族诸部。只是彭大雅说他们在蒙古西南，所记方位不确切。可见“水达达”（“水鞑靼”）作为“斛速益律干”的意译，至迟在窝阔台汗时已开始了[77]。当时窝阔台写给高丽国王的牒文中，出现了“皇帝大国土里达达每将四周围国土都收了”[78]等语，说明达达已用来指蒙古了，只是汉人无法区分处于北方边远地区的不同人群，所以才会认为达达包括了松花江、混同江流域的女真语诸部。入元以后，达达的含义日渐专一。元代水达达多与女直联称，称为“女直水达达”或“水达达女直”，用以指明水达达真正的族属[79]。
关于元代水达达路行政建置，《元史·地理志》记载的是在辽阳行省之下辖有“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但查阅相关文献，均未见有关此路的记载，有的只是“水达达”[80]“水达达部”[81]“水达达分地”[82]“水达达军”[83]“水达达民户”[84]等记载，水达达往往与女直连称，或称作“女直水达达”[85]或“水达达女直”[86]。据谭其骧在《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一文的考证，“合兰府水达达路”当为“女真水达达路”之误，合兰府与女真水达达路分别隶属于辽阳行省[87]。但也有学者认为“合兰府水达达路（或水达达路），作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并不存在”[88]，这种观点显然与史料记载不符。所以合兰府与女真水达达路当分属辽阳行省统辖。
世祖中统二年（1261）设立“开元女直水达达等处宣抚司”，以“贾文备为开元女直水达达等处宣抚使，赐虎符”[89]。世祖至元年间，元在女真水达达地区建立了女真水达达万户府，《金华黄先生文集》记载：世祖时“女真旧土有水达旦万户府，兵民乏食。廷议赈以衣粮，有司废格不下，群诉于前。亟令追所侵匿以给之，人赖以全者甚众”[90]。此时，女真水达达万户府在行政隶属关系上仍受开元路管辖。1977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出土了一枚八思巴文篆字铜印“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印背錾刻楷书汉字“至元十五年”。由此推断，水达达万户府的治所应在该印的出土地点，即金上京故城[91]。所谓“管水达达民户”是指以故金上京阿什河流域为中心，管辖水达达路的水达达、女真、兀者、吉里迷直至库页岛上的骨嵬人[92]。值得注意的是，该方官铜印的出土说明在此阶段元廷在女真水达达地区的统治已经逐步完善。
自蒙古汗国时期一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蒙古爆发东道诸王叛乱前，东道诸王在女真水达达地区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主要源于蒙古草原家产分配的传统以及进一步向外扩张的需要，元太祖陆续将诸弟、诸子分封到蒙古帝国的东西两翼，形成了所谓东、西道诸王兀鲁思（ulus，蒙古语“人众”“国家”之义）。蒙古草原的东部即为成吉思汗诸弟合撒儿、哈赤温之子按赤台、斡赤斤、别里古台的兀鲁斯。东道诸王的始封地沿兴安岭西麓一带形成连锁状分布⑦。蒙古汗国时期，东道诸王在参与蒙古对金战争的同时，不断向东扩张势力，在东北中西部地区拥有大片的领地。东北地区出现了东道诸王与蒙廷两种主要势力并存的局面，辽水东西以及东北地区的东北部主要是蒙廷的控制范围，东北的北部、中部以及西部中相当大的区域是东道诸王的领地或势力范围。东道诸王在辽阳行省的封地上均设有王府，如札剌亦儿部速浑察置王府于昌州（阿儿查秃，今内蒙古太仆寺旗狗泊附近）；拙赤哈撒儿建王府于额儿古纳河左岸支流克鲁伦河上游的吉尔吉拉古城；帖木哥斡赤斤之孙塔察儿置王府于哈尔哈河的斡沐——沐涟地（今大兴安岭南部之哈尔哈河附近）；亦乞烈思部置王府于宁昌（今辽宁彰武至法库之间）；弘吉刺部的斡罗陈置王府于应昌（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北达里诺尔西南的达尔罕苏木），其弟蛮子台置王府于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乌丹城）[94]。到元世祖朝至元二十四年（1287）东道诸王之乱前，东道诸王在东北的领地应该没有大的变动[95]。元代辽阳行省设置后，东道诸王的封地与辽阳行省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二者分别直属于中央。东道诸王的封地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殊行政区[96]。东道诸王各有其分地与属民，他们自置王府，统领所属军民，享有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特权，蒙古东道诸王分地所在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种特殊政区。东道诸王在辽阳行省开元路境内存在一定数量的投下户，如《元典章》记载，至元七年（1270），辽阳行省开元路官员称：“本路所辖，俱系诸王投下女直打捕人户。”[97]《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月，塔海弟六十进言朝廷，称：“今百姓及诸投下民，俱令造船于女直，而女直又复发为军，工役繁甚。乃颜、胜纳合儿两投下鹰坊、采金等户独不调。”[98]史料中提到的乃颜和胜纳合儿分别是蒙古斡赤斤和哈赤温家族的首领[99]。(www.xing528.com)
为了遏制蒙古东道诸王势力的扩张，元廷设置女真水达达等处宣抚司以及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来强化对水达达民户的管理，女真水达达万户府的设置表明元朝政府对松花江、黑龙江流域进行了实际有效的统治。东道诸王“自贴木哥斡赤斤至乃颜凡五世，前后五六十年，父子祖孙兄弟雄踞辽东，早有轻朝廷之心”[100]。正是由于东道诸王在女真之地拥有相当大的势力，所以在乃颜叛乱爆发后，“女直水达达官民与乃颜连结”[101]，双方联合起来反抗蒙元朝廷。为防止女真水达达与蒙古东道诸王相勾结，元廷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三月“严女真水达达弓矢之禁，东路诸王多不自安”[102]，目的是防止女真水达达使用武器，以上做法势必会引起蒙古东道诸王的不满和离心倾向。
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朝北方发生了诸王乃颜（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玄孙）、哈丹（成吉思汗三弟合赤温之孙）的叛乱事件，因乃颜叛乱已波及高丽，朝鲜史料也记载了此事：“乃颜之党哈丹攻陷水达达女真之地，侵及我疆，欲抗天威。”[103]正是由于东道诸王在女真水达达地区拥有相当大的势力，所以此间有“女直水达达官民与乃颜连结”[104]，参与了这次叛乱活动。至元二十五年（1288）九月，元朝显武将军钦察人伯帖木儿跟随御史大夫率师前往纳兀河（今嫩江）东部等处，召集哈丹逆党，其中就有“达达百姓及女直押儿撒等五百余户”[105]。二十七年（1290），“哈丹等收散卒号十万，胁掠水达达、女直之地”[106]。二十八年（1291）三月，“乃颜所属牙儿马兀等同女直兵五百人追杀内附民余千人，遣塔海将千人平之”[107]。二十九年（1292），伯帖木儿在消灭哈丹后，闻叛党捏怯烈王尚在濠来仓（今黑龙江巴彦县东松花江之北岸），率兵讨伐，追至陈河（今汤旺河），捏怯烈王率二十余骑逃走，伯帖木儿“遂定其地，得所管女真户五百余以闻，帝命以充渔户”，此地即后来元朝所置桃温军民万户府，隶属于女真水达达路。据《永乐大典》卷19421引《经世大典》载：“乃颜叛乱时，水达达女真等站皆废。”[108]因战争影响，元朝在女真水达达地区设置的交通网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平定了乃颜、哈丹叛乱后，元廷重新对辽阳行省北部地区的行政建置作以调整，将参与叛乱的开元路东北部地区划分出去，建立了合兰府、女真水达达路。还将参与乃颜叛乱的女真人远迁到中原地区，如至元三十年（1293）正月，“戊寅，诏：旧隶乃颜、胜纳合儿女直户四百虚縻廪食，令屯田扬州”[109]。关于女真水达达从原隶属的开元路析出的时间，史无详载。据谭其骧先生考证，女真水达达路当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稍前从开元路析出，《元史》中所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命女直水达达造船二百艘……”[110]，此所谓女直水达达，似乎已不是地区名或部族名，而为地方行政机构名，疑所指实，女直水达达路而史文省一“路”字[111]。但女真水达达路正式作为地方行政机构名，在史籍中出现的时间是在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这年六月，“大宁、水达达路雨，宋瓦江溢，民避居亦母儿乞岭”[112]。景爱据此推断女真水达达路从开元路析出的时间当在元仁宗皇庆元年稍前的某一年[113]。
总之，元朝对黑龙江下游女真水达达地区的统辖体制，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初设女直水达达等处宣抚司、女直水达达万户府，属开元路管辖，为加强对辽阳行省东北部地区的统辖与控制，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将其从开元路划出，另设立女真水达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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