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的文化研究

学界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真人的教育、汉学、元曲创作以及汉化等方面。

关于女真人的教育研究，陶增骈主编的《东北民族教育史》^[93]一书，认为元朝政府对女真的教育政策是具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性质的教育等级制，在中原地区及辽东地区的女真人与汉族人的教育地位一样，而在西北，不通汉语的女真人则与蒙古人一样享有教育权利；同时元统治者对女真人还推行“遵用汉法”的文教政策，目的是促进其吸收汉文化，使女真人更愿意接受统治。

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的汉化问题，南迁中原的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进一步汉化，逐步加入到汉族之中。涉及蒙元中原地区女真人汉化的文章较多，其中罗贤佑是较早关注此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在《金、元时期女真人的内迁及演变》^[94]一文中，阐述了随着金朝的建立，大批女真人从东北肇兴之地源源内迁，在黄河流域与汉族形成交错杂居的局面，探讨了金、元时期的女真南迁者的汉化问题。孙进己在所著《东北民族源流》^[95]一书中，从血缘联系、文化程度、民族心理等方面论述了女真人汉化的问题，这部分女真人在元朝被列入汉人八种之中。邱树森《元代女真人》^[96]一文，也指出金代女真人在内徙之后，出现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汉化趋势。而姜相顺在《元代女真述略》^[97]一文中指出，多数学者认为，在元代，关内女真已融合于汉族之中，但他认为从《元史》中仍可以找到相当多的女真人活动，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女真人和汉人的界限还是很明显的，许多人都明确表示自己是女真人，甚至可以追溯出先世的女真部落和姓氏。王桐龄《中国民族史》^[98]一书的附表中，对元代女真人出身人物、元代女真人汉姓名者和元代女真人女真姓汉名者进行了归纳整理。(www.xing528.com)

此外，论述蒙元中原地区女真人与周边民族及地区关系的相关文章有，李春祥《元人杂剧反映元代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99]一文，从文学作品的角度考察了出现在作品中的少数民族人物，他们多为女真人，且表现女真人与汉人、蒙古人民族融合的作品较多。罗贤佑著《元代民族史》^[100]一书指出，女真在与汉族的融合过程中，汉族也受到女真民族的不少影响。

国外学术界对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从1928年起，苏联对黑龙江流域早期中世纪女真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开始对远东古代文化遗存开始进行较系统的调查发掘。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开始对黑龙江沿岸进行较广泛的考古调查，先后发现了200余处古代遗存，写下了《古代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101]《古代黑龙江沿岸》^[102]《阿穆尔州考古图资料》^[103]等著作。1935年，以A·П·奥克拉德尼科夫为首的苏联科学院民族、人类与考古学研究所考古勘察队对远东地区、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文化遗存进行了长时期、大规模的专业化、系统化的调查与发掘，对阿穆尔边区和滨海边区的古代史与中世纪史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关于阿穆尔河下游考古遗存的首批报告》^[104]《1957年远东的考古调查》^[105]《滨海边区的遥远过去》^[106]等著作。他与B·E·麦德维杰夫合写了《博朗湖畔的古代墓地——阿穆尔河下游的女真文化遗存》^[107]，又与A·П·杰列维扬科合撰了《滨海边区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遥远过去》^[108]，与他人合撰的还有《12至13世纪的女真人》^[109]《从考古资料看阿穆尔地区的女真人》^[110]《通古斯卡河口女真居址》^[111]，B·E·麦德维杰夫是继奥克拉德尼科夫之后从事女真研究的代表人物。1970年代以来，他在黑龙江主流沿岸的许多地方都收集到了属于女真文化的资料，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阿穆尔河沿岸的女真文化（10世纪末～11世纪）》^[112]和《乌苏里岛的中世纪遗存》^[113]是苏联学术界两部专门论述女真文化遗存考察史方面的著作。《第1千纪末～第2千纪初的阿穆尔河沿岸女真人的时代》^[114]一书，根据考古资料谈到女真人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改造，并描述了在蒙古人的压力下，部分女真人返回阿穆尔河沿岸的情况。Э·B·沙夫库诺夫的《苏联的女真研究》^[115]《12至13世纪女真——乌底改文化和远东通古斯民族起源问题》^[116]，M·B·沃罗比约夫的《女真民族史和文化史上若干有争议的问题》^[117]，A·И·克鲁沙诺夫主编出版的《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118]中有关靺鞨、渤海、女真的考古资料补充了我国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又可证实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另一位颇为引人注目的俄罗斯学者С·П·涅斯杰罗夫发表的《早期中世纪时代阿穆尔河流域的民族》^[119]，探讨了公元1千纪黑龙江流域、中国东北和滨海边区的居民状况，依据中国史料复原了当时黑龙江流域的地理名称和民族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