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社会经济研究成果

学界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社会经济的研究，主要涉及女真人的社会形态、经济类型、人口状况、交通运输等方面。

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的社会经济问题，前辈学者有所关注。多数学者认为蒙元女真社会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相关的论述有杨保隆《浅谈元代的女真人》⑬一文，认为元朝在女真地区设立路、府、所，管理征税、签军、赈济、屯垦、立站等事宜，女真人须履行纳税服役等义务。作者还分地区、部族详细地考察了元代女真人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姜相顺《元代女真述略》^[72]一文，认为从金末元初来看，活动于东北的女真人虽然一小部分仍处于以地下的渔猎经济为主、农业为辅的条件之下，但东北女真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孙进己等著《女真史》^[73]一书，认为金代是女真人经济巨大发展的时期，但发展很不平衡。东北女真的经济发展较慢，仍停留在家长奴隶制阶段，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促使女真族在元代的分化。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则按照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缓慢地向前发展。作者在《东北民族史研究（一）》^[74]、《女真民族史》（与孙泓合著）^[75]等著作中重复了相同的观点。滕绍箴著《满族发展史初编》^[76]一书，认为元代女真社会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发展极不平衡。其生产特点是由北向南，从牧、猎、采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游牧经济作为元代女真的经济成分之一，无疑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经济。滕绍箴、滕瑶又在《满族游牧经济》^[77]一书中做了同样的阐述。

李德山、栾凡著《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78]一书，指出生活在蒙元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居住在东北西部、西南部的女真人，与汉族、蒙古族和朝鲜族（高丽）的居住地较为接近，直接或间接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其社会经济比居住在东北东部、北部等偏远地区女真人的社会经济发展要快，而且更为先进。元代东北的女真人已经开始从事农业，体现在织布、造船和冶矿等方面。蒋秀松著《东北民族史研究（三）》^[79]一书，认为元代东北女真人主要集中在开元路和水达达路，据此可以分为南北两大区。就经济类型而言，南部的女真人大都以农业为主，兼事畜牧、渔猎等。而北部的女真人大都以渔猎为主，兼事农业、畜牧等。就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而言，前者较先进，后者较落后。

宋德宣著《满族哲学思想研究》^[80]一书，概述了蒙元时期东北由于蒙古骑兵的摧残，农业生产破坏甚为严重，元统治者为了恢复社会经济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实行军事屯田。同时，元统治者解除了女真人开金银矿的禁令，女真人大量的课布、造船、采矿，说明女真人的手工业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袁闾琨等著《清代前史（上）》^[81]，认为元代女真人的经济是稍有停滞的缓慢发展。学界与此观点相关的文章还有周喜峰、陈丽娟主编的《黑龙江史话》^[82]，罗贤佑著《中国民族史纲要》^[83]，王文光、龙晓燕、张媚玲著《中国民族发展史纲要》^[84]等。(www.xing528.com)

丛佩远《金末元初东北地区女真人口变化略析》^[85]一文，从金末元初长期战乱、女真族地位的降低等方面，分析了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口迅速减少的原因，指出了金末元初东北地区女真人口分布区急剧退缩，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状况。作者将金、元两代相比较，得出了元代女真社会是处于金代与明代两个波峰之间的波谷，是女真族发展史上的衰落时期的结论。

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的交通运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站赤和狗站的研究上。相关的论述有：孙进己等著《女真史》^[86]在《元代女真人的经济》一节，提到元代交通驿路的开辟，毫无疑问会对这一地区女真的经济发展起很大作用。见于明代记载的几条东北交通道路，如开原东陆路、纳丹府东北陆路、海西西陆路、海西东水陆城站、开原西陆路、开原北陆路等，大都在元代已经形成，驿站的设置也是依元代之旧。鉴新《元代繁荣的北方驿道交通》^[87]一文，对元代北方的驿道路线作了梳理。王绵厚、李健才著《东北古代交通》^[88]一书，系统概述了元代东北站赤和驿道的分布，介绍了元代北边站赤和驿道的开设，大都北至辽阳行省的各条干线，以及驿站的管理制度等内容。蒋秀松《元代东北女真族的分布》^[89]一文，着重叙述了元代开元路和水达达路辖境之内的三条主驿道，此外，还有一些支线，作者将各驿道及诸城联系起来，推定了元代女真诸部的分布地域。其后又在《东北民族史研究（三）》^[90]一书中重复了上述观点。

佟冬主编、丛佩远著《中国东北史（第三卷）》⑪一书，指出蒙元东北的交通和城镇建设有较大发展。辽阳行省有驿站一百二十站，此外有狗站十五个，养狗三千只，站丁三百户，同时驿道沿线则随之产生了一批小城镇。同时，作者详述了狗站与狗国的关系，元代的狗国指黑龙江下游地区一部分盛行养狗并以狗作为挽畜的民族地区，是乞列迷的一部分，也即水达达女直一部分的通俗他称。在历史文献中，黑龙江下游的狗国又称北狗国、使犬国、使犬部、使犬处或使犬地方，蒙古语称之为“那海益律干”，满语呼之为“阴达珲塔库喇喇”，其地以设有狗站而著称。白新良主编、王薇等著《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92]一书，也简述了元朝政府在水达达路设置五个军民万户府，“设官牧民，随俗而治”，并普遍建立了驿站、狗站，以便对该地区的联络和统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