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及周边民族关系研究

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与周边民族及地区的关系主要涉及和黑龙江下游诸部族以及朝鲜半岛高丽国之间的关系。

1．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与黑龙江下游诸部族的关系的研究

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与黑龙江下游诸部族的关系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学界主要分歧在于元代黑龙江下游诸部族是否属于女真人。

一些学者认为蒙元黑龙江下游诸部族属于女真人，主要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37]在《辽金元时期》一编中阐述了元代兀者的名称及其传承关系问题，即元代称为兀的改，辽代称为兀惹或乌若部。王珽《元代极东北三族杂考》^[38]着重探讨了骨嵬、吉里迷、吾者三部族的历史沿革及活动地区。姚大力《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39]旁征博引地考察了东北地区女真人，兀者野人、骨嵬、吉里迷等部族的居住、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杨保隆《浅谈元代的女真人》^[40]一文认为，《元史》中女真以外的水达达、吾者野人、乞列迷、骨嵬等，都是对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女真人的别称。丛佩远撰有《元代的野人、吾者野人、女直野人与北山野人》^[41]《元代库叶岛的诸民族》^[42]，以及与柴营合写的《元代的吉里迷》^[43]三文，认为上述所谓野人均属通古斯女真族，库页岛的亦里干指鄂伦春人，因指赫哲族，吉里迷、骨嵬均不属通古斯语族，族属待定。佟冬主编、丛佩远著《中国东北史（第三卷）》^[44]一书认为，元代的乞列迷与吉里迷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乞列迷为女直水达达的一部分，它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族称谓，但是，从其所包括的四种来看，元人所指仍有其具体内涵，指从库页岛至黑龙江下游沿岸地区、松花江口附近地区，以及乌苏里江沿岸地区的女真人。程妮娜《中国地方史纲》^[45]一书认为，女真水达达是指居住在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东西，直至整个黑龙江中下游，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以渔猎为生的各部族。女真水达达包括除了女真人以外的吉里迷、乞列迷、兀者（又作吾者野人）、骨嵬、北山野人、女真野人等各部，他们处于原始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蒙元黑龙江下游诸部族不属于女真人。杨茂盛撰有《关于水达达的分布与族属问题》^[46]与《关于元代兀者的名称、分布与族属问题》^[47]等文，他不同意丛佩远的观点，认为丛佩远考释东北民族的方法，史料依据不足，推论成分较多，且有误解史料的情况，杨茂盛在关于元代兀者的名称、分布与族属等问题的认识上，认为元代的兀者源自金代的兀的改。孙进己《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48]一书认为，元代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骨嵬、吉里迷就是明代的苦兀和吉里迷。孙进己另著有《女真史》^[49]一书，书中提出的观点为：关于脱斡怜、孛苦江，水达达路、兀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征东元帅府等处，所居的似乎都不是女真人，而是水达达、兀者野人、乞列迷、骨嵬等族。与此观点相同的学者还有蒋秀松，他在所著《东北民族史研究（三）》^[50]一书中，指出女直水达达和乞列迷并为水达达的两大部分，吾者，既与水达达并称，也与乞列迷并称，他们是黑龙江下游通古斯语族的一支，却不属于辽、金以来的女真族。此外，罗贤佑著《中国民族史纲要》一书也赞同此说。

2．关于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与朝鲜半岛高丽国的关系的研究(www.xing528.com)

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与朝鲜半岛高丽国的关系，学界也有所涉及，但学者们多从明朝与高丽的关系问题入手，相对集中地探讨了元末朝鲜半岛女真人与高丽国的关系。

直接涉及蒙元女真与朝鲜半岛高丽国关系的文章有，姜龙范《洪武至永乐初年围绕女真问题所展开的中朝交涉》^[51]一文，文章探讨了经金、元两朝，由于高丽奉行北进政策，女真人的活动区有所缩小，女真活动区内也夹杂了一些高丽人、蒙古人和汉人，但主要还是女真人。朝鲜半岛西北部，自辽代之时就有大片女真居地为高丽所占领，虽然在元代这里也曾划为元朝的行政辖区（东宁府），但后来元朝又将这里的土地划给了高丽管辖。至于半岛东北地区，高丽趁元末中原多事之际，用武力夺取了元朝的双域（今朝鲜永兴）、合兰（今朝鲜咸兴）两府的辖地，其势力亦到达图们江南岸。

其他学者多从元末的角度来论述元明之际的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蒋秀松《高丽末期的东、西女真》^[52]一文，探析了高丽末期，正值元明两个朝代交替之时，高丽趁机北向女真地区扩张势力，引起东、西女真的分化迁徙，从而在其分布、组合及归属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对元末朝鲜半岛女真人与周边地区关系的研究较为深入的学者是刁书仁，他在与崔文植合写的《明前期中朝东段边界的变化》^[53]一文中指出，元末高丽势力已达伊板岭一带，但这一地区女真人仍有相当实力。他们不愿意接受高丽控制，多次进行反击。这时，中朝边界处在动荡和迅速变化阶段。他又另撰文《元末明初朝鲜半岛的女真族与明、朝鲜的关系》^[54]，详述了元末明初高丽及李朝趁元末国势衰微，向朝鲜半岛东北部和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积极拓展领土，强行驱逐世居此地的女真人，逼迫其归附。刁书仁又在其《论元末明初中国与高丽、朝鲜的边界之争》^[55]《中朝边界沿革史研究》^[56]《论明前期斡朵里女真与明、朝鲜的关系——兼论女真对朝鲜向图们江流域拓展疆域的抵制与斗争》^[57]等文章中论述了元明之际的女真与朝鲜的关系。

日韩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日本学者对征东行省的研究起步较早，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池内宏《始建的征东行省及其废罢》^[58]《设于高丽的元行省》^[59]、北村秀人《关于在高丽的征东行省》^[60]。韩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根据《韩国蒙元史研究概述》^[61]一文所记，在第一代韩国蒙元史研究者中，高柄翊先生的《丽代征东行省研究（上）》^[62]《丽代征东行省研究（下）》^[63]可以说是韩国关于征东行省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他认为，征东行省由原来服务于远征日本的军前行省转变为元和高丽的官方联络机关，而且担负着保护亲元派的职能。此外，研究高丽和元交流史的专家张东翼所撰《对于前期征东行省的置废的检讨》^[64]一文，认为征东行省的本来目的是征伐日本，后来，元朝转而借此来消磨高丽和南宋的反元势力而巩固元朝的统治。另外，他陆续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如《征东行省之研究》^[65]《高丽后期外交史研究》^[66]等。

此外，对蒙元辽东地区女真人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还有金九镇的《元代辽东地方的高丽军民》^[67]《丽元之间的领土纷争和其归属问题》^[68]、洪淳昶的《蒙古民族的世界征服和亚洲各民族的抵抗》^[69]和权五重的《大青岛的元朝流放人》^[7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