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开宝九年，形势悄悄发生了变化。
宋朝完成了征讨南唐的战役，离统一全国的目标越来越近。南唐李煜被押送到开封后不久，吴越王钱俶主动要求入朝觐见。
赵匡胤命皇子赵德昭前去迎接钱俶。
这个不起眼的安排却在朝中引起不小的议论。因为按照传统，迎送外邦君主，一般得由亲王出面。当时，赵光义是唯一的亲王。赵匡胤如此安排，似乎是即将把皇长子赵德昭封为亲王。
亲王之后又会是什么呢？这是赵匡胤在传递什么信号吗？谁都不敢正面议论此事，却不免产生各种遐想。
就在赵德昭迎接钱俶后不久，次子赵德芳年满十八岁出阁，被任命为贵州防御使。
对这些消息最敏感的，无疑是赵光义。两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让他倍感压力。
其实，更让他不安的是赵匡胤在正月发布的一道诏令——巡幸西京。
理论上，宋朝有四个都城（宋初为两个，后逐渐增加），分别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而真正发挥首都功能的是东京开封府。
赵匡胤表示要到洛阳去走走，祭扫一下父亲的陵墓，并且在洛阳南郊祭天。
洛阳是赵匡胤的出生地，又是祖居所在，到那里搞些祭拜活动，再正常不过。事实上，赵匡胤此次出行，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
早在巡幸前，赵匡胤就命人抓紧修缮洛阳的宫殿，他的真实意图也逐渐为人知晓——迁都。
为什么要把都城从开封迁到洛阳呢？当然不是因为赵匡胤思乡心切，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有着更长远的考虑。
现在的首都开封，位于华北平原南端，黄河南岸，处于中原腹地，地势开阔，交通便利，利于人口繁衍生息。“五代”中有四个政权都以开封为都城，特别是后周时期，郭威、柴荣都对开封进行了规划、建设，城市的功能已经相当完备。
然而，作为一个首都，除了住着舒服以外，安全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自从失去“幽云十六州”后，中原腹地已经没有了山川屏障，辽国军队一旦过了黄河，开封就完全暴露在铁蹄之下。
相比而言，洛阳比开封强多了，四周群山错综环绕，东西两边还分别有虎牢关、函谷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况且洛阳曾在西晋、北魏等多个王朝充当都城，基础条件也不错。
于是，出于安全考虑，赵匡胤产生了把都城从开封迁到洛阳的想法。
三月，赵匡胤率领众臣来到西京洛阳。故地重游，他暂时忘却了繁杂的政务，享受着久违的平静和安宁。
儿时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犹在眼前，那不是儿时最喜欢玩的石马吗？那是我们一起摸爬滚打的地方吧。
随父母离开时，我还是个不知事的少年，如今归来，冠盖云集、旌旗蔽天，何等荣耀哉！
父亲、母亲，你们看到了吗？
唉，物犹在，人已变。
岁月几何，人生几何？
在洛阳完成扫墓、祭天等活动后，赵匡胤正式提出了迁都的想法，并征询大臣们的意见。
意见一提出，反对声一片。
大臣们的心思也容易理解，迁都并不是意味着赵匡胤一个人搬到洛阳去住，无数皇亲国戚、大小官僚、虾兵蟹将都得打好包袱跟他走。
人家也是拖家带口的，他们还要带上自己的老婆（条件好的还不止一个）、儿女、父母、仆从、金银细软、锅碗瓢盆……有些东西是带不走的，比如房子、田地，到那里再添置，实在麻烦。(www.xing528.com)
无论做官，还是当兵，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混碗饭吃，什么都城安全、国家战略，关我甚事？反正辽国骑兵现在没来抢我家东西。
于是，赵匡胤听到了无数反对的理由，什么房子没修好（宫阙不完）、民众很穷困（畿内民困）等等，凡是能找的理由都找出来了，其中听得最多的一个理由——粮食问题。
粮食问题是反对迁都者最拿得出手的理由。
京城住的人口多，张嘴吃饭的也多，当时我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要解决京城的粮食问题，只能从南方江淮地区调粮。
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年代，如果用人力运输如此多的粮食，半路消耗的粮食估计比运到的粮食还多，吃不起啊。
所以，那个年代运粮只能依赖水路。
开封城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多条河水经过都城，可通漕运。最主要的是汴河，横穿开封城，向南注入淮河，与长江、淮河水系相连，南方的粮食可以走水路直达开封。如果迁到洛阳，吃饭就成了大问题。
这个反对意见听起来很有道理，但赵匡胤依然没有采纳，在他看来，持这种意见的人犯了一项逻辑上的错误。
看样子，迁都的决定已经不可挽回，正当大家筹划着回家收拾行李的时候，一个人的强烈反对又让事情峰回路转。
赵光义是迁都问题上最坚定的反对者。
赵光义出生于开封，感情上和洛阳并不亲近。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能明说，却是最关键的因素。他已经在开封府苦心经营了十六年，积攒了深厚的人脉和资源，一旦离开，就好比老树拔根，实力必会大打折扣。
想当年，袁世凯打死也不愿意到南京就任民国大总统，还不惜暗中唆使下属闹兵变，对南方革命党派出的迎接使团连吓带骗，最后终于成功赖在北京当上大总统，说到底，也是怕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
关于迁都问题，赵光义反对态度异常坚决，反复陈述自己的意见（叩头切谏）。
面对赵光义的坚持，赵匡胤终于说出了心中的全部想法：“我不但要把京城迁到洛阳，以后还要迁移到长安。向西迁移，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为了依靠山川险要，来裁减多余的军队，向周朝、汉朝学习，使天下安宁。”
赵光义并不认同，悠悠地说了一句：“治理国家在于道德仁义，而不在于依靠山川险要（在德不在险）。”
按照赵匡胤的想法，他的迁都目标不只定格于洛阳，甚至还要迁到长安（今西安）。在他看来，只要让京城远离战火，守卫京城的军队自然可以减少，粮食消耗就会相应减少，所谓的粮食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从而大大节省民力，保证天下太平。
两种观点究竟谁对谁错很难得出定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两种观点都是公议，也夹杂着私心。我们不再展开讨论，在此，只介绍争论结果。
赵匡胤和大臣们暂时妥协了，迁都之议搁浅下来。
迁都引起的争议，产生得突然，也平息得突然。
有人认为，赵匡胤提出迁都，是对赵光义的一次暗示敲打，持此种观点的人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以赵匡胤对朝廷局势的掌控，根本犯不着如此。
在迁都一事上，赵匡胤之所以没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因为他确实还在犹豫。毕竟统一大业尚未完全成功，接下去马上要出兵讨伐北汉，手头工作还没办完，就让大家忙着搬家，还不是时候。此外，赵匡胤从未放弃收回“幽云十六州”的想法，若能收回，开封前面就有了一道天然屏障，所有的问题终将迎刃而解。
此事使赵光义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意识到，政治格局正在朝着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时间已经成了他最大的敌人。
四月，赵匡胤率众人离开洛阳。此时正值早春时节，当地刚下过几天细雨，天刚放晴，一路空气清洌，景色宜人。赵光义却毫无观赏的兴致，心事重重。望着前方威风八面的帝辇和绚丽夺目的仪仗，他的心情格外复杂。
赵光义只能一遍遍地问自己。
现在他在想什么？
现在我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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