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接触：互动过程的新博物馆建筑设计

互动性是人们对当代博物馆建筑功能的新要求，要求改变传统的人与建筑的关系，以新的展览方式适应新的参观需求。面对与复杂的动态的世界的联系，建筑师和陈列设计师努力将博物馆建筑设计成一个随着环境变化的动态环境，使参观的过程充满了人馆互动。

对互动性的追求实际上是对参观个体主观意志的尊重，使不同的主体能够通过不同的行为获得不同的体验，而不再是刻板的程序式经验。这点在2001年开放的都柏林胡夫博物馆（Hugh Lane Gallery）的弗朗西斯科·培根（Francis Bacon）的工作室的重建中也有体现。培根的画室已由位于伦敦南肯辛顿的里斯花园搬到都柏林，去除了古老的社会、经济和地理方面的背景。这个工作室脱离了原有城市生活的建筑和经营，从这时候开始属于艺术的世界。为了文物的保护，游客是不允许进入工作室参观的，但是他们可以隔着大玻璃观看室内。游客经过胡夫博物馆才能到达培根的工作室。当游客来到精心再现的工作室，看到的是一个考古学意义上的精确复制品，它的构件都是通过爱尔兰海完整地运输过来的，原先有门的地方都变成了玻璃窗口。游客可以通过这个门槛，研究工作室里面真实或者不真实的凌乱，感叹巧妙的人工拷贝所再现的伟人的光辉工作区域。沿着室外逆时针方向走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在这里运用的先进信息交互技术使我们能点击艺术家的传记，他的著作和工作室的历史。这一技术弥补了事实上我们并不能进入工作室实地参观的缺憾，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培根的工作室最终所拥有的东西，而是一个不寻常的美妙的模拟。通过交互信息技术博物馆试图给不同的游客提供不同的“游客参观体验”——虽然是一个无法亲身经历的体验。（图4-240）

图4-240　从伦敦搬到都柏林，按照原貌重现的培根工作室

在科技博物馆中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以生动趣味化的演示和操作的方式呈现给观众，让观众投入于探究科学实验中。例如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科学教室中的演示，探究科学现象如：静电作用、跳跃的音符、液态氮等。也推出一系列动手做的活动，如“浮沉玩偶”一例，以吸管或笔套制作浮沉子，让观众从操作实践中了解浮力的原理。美国旧金山探索馆（Exploratorium）动手操作的展示之一，蛋白质的制造过程由DNA转录成RNA，RNA转译成蛋白质。可使参观者借助实际操作培养其兴趣，了解如何制作蛋白质。以生活上简易之材料，了解DNA具有双股螺旋的构造，从事萃取DNA的实验。

当代的艺术家则尽可能利用游客的想象力和自我意识来参与自己的创作。例如墨尔本博物馆以当代的方式重新布置他们的藏品时，重新装裱一个殖民地纪念图片——百年前殖民者到达博塔尼湾（Botany Bay）——这一直是作为庆祝澳大利亚殖民地统一联盟的象征的画。在一个多世纪后的当代为了配合新建筑物的开放，博物馆委员会将它重新制作，委托土著艺术家朱利高夫（Julie Gough）创作了装置艺术——“追赶”，勾起历史时刻和当代局势之间紧张未决的空间。从美术馆中心悬垂下来的钛制树木再次代表海岸边的树木，土著居民曾经在其中看到库克船长（殖民者）登陆澳洲，如今观众可以在这个装置中亲身体会一下当年的情境，就像艺术家最近形容的那样，“这是一个尚未谈判成功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有我们鬼魂出没的家，户内户外，我们无处不在”。（图4-241）(www.xing528.com)

图4-241　朱利高夫的“追赶”

虽然在现有的物质条件和认识水平下，博物馆往往被设计成容纳流动的背景，但数字技术的提高有可能呈现给我们一个与使用者保持着恒定互动的多维空间模式。恒定的互动状态则是一种可以通过节奏性的移动和起伏之间复杂互动控制因素来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是对以往建筑所追求的静止的代替，意味着动态的连续性。在这种模式下，人在参观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将和其他因素一起影响着所感知的博物馆空间模式，整个过程成为人与建筑之间的联合互动。

例如在荷兰NOX的淡水博物馆里（参见图3-6—图3-8），某种程度上建筑成为具有主体意识的实体。在淡水博览馆中没有水平面也没有外开的窗户。行走和下落开始混淆，建筑建立在非平衡上，没有一个点不受向量的影响。在这个空间中同样也没有墙，因为墙也就是垂直是和水平密切相关的，是一种隐藏的水平。无边界的室内有传感器，可以发送蓝光脉冲和不同波长的光波。当一个人走、跳或者在建筑中玩滑板时，他发出蓝色的脉冲，放出电子音乐或者释放小水波，若制造更剧烈的跳跃则产生更大的涟漪，也可能产生雾气或者大块冰。在这种物质化的互动的动态空间中，人的运动被转译成一个变化的向量并和其他向量整合在一起（重力、机械力）互相影响着空间形态的变化，一切充满变换和期待。运动的经验不再仅仅用于调动人的视觉运动，建筑也不再是容纳时间和运动的静止景框，而是演变成参与运动的另一个主体，对博物馆的参观过程将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联合互动而不再是固定不变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