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博物馆建筑设计：符号系统与导向功能

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其他建筑一样，博物馆的建筑空间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当代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空间理论的影响让建筑师意识到，空间属性中难以忽视的社会性对当代建筑设计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体现在博物馆这种文化建筑中。人类以各种经验开拓现存空间，并以思想及文化扩充象征空间，但事实上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视觉成了最具优势的感官系统，迄今为止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了解往往透过把包罗万象的视觉认知转化成符号化的形象。世界被构筑成一个几何化视觉空间的序列，各种形象因而被转化成更形式化及抽象的表现方式，或是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使之能切合以理性思维去解读。空间的合理性便因之而从属于“视觉逻辑”。基于此逻辑，物质世界最终被符号化及图式化为获得社会普遍共识的符号系统。^[65]

对于建筑学家而言，一个建筑空间不再仅被视为栖息的地方，它更是一种社会空间，而这社会空间的产生和运作正体现了专门为植入权力架构应运而生的团体法制。诚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空间作反思而提出“建制主体”的历史观察，其对栖居空间的分析表明了我们所建立的空间，正是我们建塑自我的写照，也是肯定自我存活的一种方式。^[66]福柯所作的空间研究，指出了不同建筑物的各种使用者在提供具功能性设施的同时，亦界定了这些使用者的身份角色。^[67]这样的一个空间正兼具了分门别类的功能，并在体现社会及政治权力的操作方面担当重要角色。受到福柯的启示，韦哲曼（John Rajchman）提出“建筑意味着一个空间，就是建造可住的空间。但如何建构和建筑模式则取决于其所建造的时代；即是说，可住空间的建筑也有其自身的历史”。③由此看来，建筑物（栖居空间）是建制形式多于建筑形式的。基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及社会情况，其功能将被定义或再定义。^[68]

胡拔·格林晓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及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对博物馆空间的研究与“具有历史的空间”^[69]的理论正有异曲同工之处。透过博物馆的历史，胡拔·格林晓尔发现，博物馆的观念绝非我们向来想象般的一成不变。她利用福柯的著作《医疗机构的诞生》中为考察医疗空间属性而创建的三个层次分析方法，把三个层次的空间属性引用于博物馆的分析中，此三个层次分别为：初级空间属性、中级空间属性及高级空间属性。初级空间属性专注于“有关博物馆藏品内容的取舍与演绎”；中级空间属性则重在“博物馆作为物质文明产品及认知的厘清的多样性框架”；高级空间属性则被公认为“倡导及进行与博物馆紧密关联的社会进程及广泛文化脉络范畴的研究”。^[70]胡拔·格林晓尔从更为理论化的角度探讨空间的分布，以求诠释包括在整个历史进程内的种种元素之间的关系。(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托尼·贝内特则较专注于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及其空间运作的新方向，正是新的政治和社会需要所带来的结果。他提出了三个主要关注方向：“首先是博物馆本质当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它应被重新装备成为一个学习的空间，以供作为化育民众迈向文明公民的公共学习场所，亦从而深化其社会影响。其次是把博物馆作为再现的空间，通过精心布置、排设和陈列自然和文化产物，使之有效地裨益于知识的增长、文化的提升和开导民智。其三，是观察和制约空间，观众可于其中掌握新的社会规范，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些规范。”^[71]

胡拔·格林晓尔致力于搜寻新元素的引入，如何建塑及制订新的事物秩序，及如何影响博物馆在教育功能上的改革。与此同时，贝内特则全情投入于博物馆教育如何能有效地成为建塑及重构社会的重要工具。两者在博物馆作为统治阶层造就与被统治阶层的观点是一致的。统治者透过建制化的过程，使空间不断改变以适应不断转变的社会政治需求。博物馆空间因而被转化为权力的象征，博物馆自身已被建塑成具备权力的空间，甚至被人们看成“都市的殿堂”（Ritual of City）。在古代城邦中，神殿是城市的中心，中世纪的城市则以教堂居中心地位。神殿或教堂除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心外，它们亦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当现代国家产生、现代城市出现，神殿教堂的社会制约力渐渐消退，政府组织取而代之。就社会的意识形态而言，各种教育机构、传媒乃至司法机构都承接了这种导向力。博物馆既作为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它同样分享了这种导向力，并通过博物馆建筑空间的虚拟来实行。

现代政府的施政权力方式不再是过去的武力和行政专断，而是更广泛地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和系统，缔造环境，从正规与非正规的各种教育向民众灌输各种意识。现代博物馆以教育的普及取代知识的垄断，参与意识形态的建树。历史博物馆为国家建构历史，同时也演绎历史。当现代的国家并没有长远历史的时候，一般都要上溯到更古老的时代，对于民族与民族的关系、疆界的设定及对某些历史人物事件的定位，都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如此类推，文化民俗博物馆，甚至科学博物馆、艺术馆等都体现了共同的意志，都是体现这种意志的产物，例如澳大利亚土著博物馆、罗马国立当代艺术博物馆、巴黎布利码头博物馆（原始艺术博物馆）等，包括对象、映像、文字乃至气氛去构筑民众的知识和意识形态。借着这些活动，博物馆的空间的功能，得到了新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