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代，科学与知识普遍被认为是理性和客观的代表。20世纪初，深受现代主义熏陶，配合现代主义思维的博物馆空间亦应运而生——这是一个讲求科学，尊重经验，客观而又超离于真实世界的新博物馆空间。为了贯彻现代主义思想，博物馆和许多公共空间一样都被建设得规整洁净，陈设井然，参观者也讲求温文尔雅、遵守秩序。[63]博物馆通过其展陈、空间和文字数据所透出的讯息被看成是培养良好公民的典范。这种具有制约性的方式和学习内容，促成了对陈列物品的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ed）或者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ied）。[64]现代主义式的博物馆因而亦成为一种社会教育的工具，它担当了培养品味、文化知识和社会礼仪的角色，政府将它保持为依据性的空间，并借而引导社会思想的变化。就博物馆的建造和布置而言，“白盒”的概念便是现代主义典型的具体呈现，直接而形象地说明了博物馆徒有四壁的盒式空间。从博物馆的外形到室内空间均体现着严谨、简洁和几何化的审美要求。室内空间的设计更简约。这种纯粹的空间布局，表面上给艺术品最大的自主性和最少的干扰，但本身没有预设立场的空间，正好给展览的策划者很大的自由度去演绎作品，利用作品构成不同的故事大纲，策划者可以精心建塑自身所希望的情节。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传播知识、建立价值观等，观众对于所提供的信息、品味乃至意识形态，会潜移默化地接受。
文艺复兴时代，借助对象建塑空间，到了现代时期则空间又常常反过来定义对象，正是博物馆空间观念改变的具体表现。过去博物馆存放着艺术品、具历史价值的物品，然而，现代博物馆更进一步，具有审定一件对象是否艺术品及是否具有历史价值的权力。例如20世纪初，达达主义（Dadaism）的发起人杜象（Marcel Duchamp）已用其著名的作品“泉”（Spring），即那只签上了他的名字的尿盆，讽刺艺术之余，更引起了对权力的思考。最终，那只尿盆成为了20世纪艺术史上的经典。在20世纪众多为了反叛而创作的艺术，由出现到引发争议到最后以进入博物馆得到了确认。同样地，一件生活用品一旦被收入博物馆，其实用性全然消失，但其原有的功能却成为了用以诠释历史的工具，作为解释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消费模式及社会审美取向的标准，例如东德日常生活博物馆。这都说明，对象意义不再决定于对象本身，解释和定义的权力都源自博物馆空间。这个空间拥有高度定义的能力，也具有高度虚拟的能力。它不再是像文艺复兴认识论时期那样，利用对象去虚拟权力，因为这时候的空间本身已具备了权力。社会大众会服从于这种权力，观众相信和接受博物馆所传导的信息。权力的范围不仅留于财富与地位，社会制约、接受关系也被视为权力的体现。新的权力关系、新的社会情况都带来了新的空间定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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