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博物馆建筑设计：从保护到诠释

虽然可以明确空间布置的意图，并解读其中的涵义，但是实际观众在参观时的反应却并不一定和预想的毫无出入。正如前文提到过的，展览特意设计成呼吁沟通、平等和相互谅解的效果，但是却可能导致“飞碟效应”^[59]，试图宣扬的信息不但被抵制了，而且受到观众自身的影响，演变成了对立的含义。那么我们可以从上文这些案例的讨论得出什么结论呢？

相对于其他文化媒体，当代的博物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较为保守的组织，虽然已经越来越多地接受多样性的展览形式，但是这往往局限于特定形式的文化差异，反映主流的社会习俗和对非主流社群的态度。博物馆分配自身的空间资源给受到不平等待遇和遭遇偏见被排斥在社会各阶层边缘的社团，给他们表达情感和体验的机会，这种做法以后可能会备受争议。

尽管人们日益认识到展览受到政治层面的影响，但是通过空间资源的部署，展陈方式的运用，大多数当代博物馆已经主张纳入多种文脉下的多样化的藏品。也有观点认为，这种做法将博物馆的工作从对收藏的保护导向诠释。无论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布朗利博物馆还是安妮之家，都利用了其收藏品，引导观众探索它们的当代意义，认识藏品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这种做法表明了博物馆对于收藏、空间和其他资源的调配的公开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学术界和美学方面，而且扩展到社会领域，这大大超出了以前博物馆的围墙。这种关于社会平等的社会机构之间的交战已经在博物馆的建筑空间中进行了，并且还挑战了许多博物馆空间坚持的非政治的、中立的立场。

从博物馆建筑的设计过程来说，尤其是千姿百态的当代博物馆建筑，每一个建筑和空间的解答都不是唯一的。一个具体的建设项目，一系列的人往往持互相矛盾的看法和价值观，在决策过程中相互争执和妥协，最后完成设计。鉴于西方当今的许多博物馆建筑是由委员会的决议产生的，所以许多博物馆不可避免带有建筑的含混性，博物馆的设计中相互矛盾的观念无法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借鉴建筑历史学家福蒂（Adrian Forty）对现代医院建筑的研究成果，可以有进一步的发现。(www.xing528.com)

医院建筑历史的若干研究中，没有专门研究为什么医院的建筑形式随着时间而改变。习惯的解释是，它们的发展是由于先进的医学和科学知识带来的，但这解释似乎理由不足。首先忽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知识在发展；此外，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科学知识也应适用于建筑或任何其他问题，除非是有人对这方面有兴趣专门这样做。在社会历史上，知识是什么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它的运用。在医院建筑的发展中，一些科学发现导致设计的改变，另外一些却没有。同样的社会主流的科学信仰也在改变。科学发现和创新的建筑形式之间缺乏清晰的因果关系，这表明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控制医院的人，而不是科学的发展。^[60]

福蒂对那些控制现代医院的人的动机的关注和研究，既赞成对具体地点的建筑阅读，同时认为建筑是多方面影响因素下的产物。正如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并不是现代医院唯一或最重要的的功能，当代的博物馆也必然要跨越一系列的利益门槛，拥有多种不同的功能。同时博物馆藏品具有公众趣味性的特性，让作品的选定更成为复杂的事情。因此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呈现的是对社会和人的欲望的关注，要使每个人意识到他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员，在生活的有机整体中找到自己明确的位置，从而感受到自己在世界上是有用的。当代博物馆建筑在传达给观众的信息中，会提醒观众省察自身的审美文化，包容他者的审美文化，在这里文化省察素养的宣扬已经超越了文化素养的宣扬，让观众感受到，人人皆有艺术与文化权，以唤起自省，强调相互尊重。因此所有的博物馆都有责任以自觉和反省的态度来进行典藏和展览，并了解其拥有的潜力，以建构更包容、公正与互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