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博物馆数量的增加和全球化的建设热潮,研究博物馆的科学理论和工作方法的科学——博物馆学,从建立、发展到自我反省,也在不断地完善和进步,[1]并对博物馆的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20世纪60到70年代,博物馆的建设在经历了蓬勃的发展之后,博物馆学在外来的质疑和自身的内省中,于70年代末期提出了“新博物馆学”的概念。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传统博物馆学理念,新博物馆学试图对之前所形成的博物馆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检讨和反思。1989年彼得·弗格(Peter Vergo)主编的《新博物馆学》一书的书名首先采用了新博物馆学这个词。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有如下的定义:
“新博物馆学是一种对‘旧’(Old)博物馆学、博物馆内部与外部专业普遍而广泛的不满的陈述……旧博物馆学的疏失在于太过于重视博物馆的方法(Methods),而忽略了它的目的(Purposes)。博物馆学在过去很少被提及或受到重视……除非彻底地对博物馆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予以重新检验——这并非意味着仅仅以更多的增加收入或更多的观众作为标准来衡量博物馆的成败……否则博物馆将会发现自己到处被人看成是‘活化石’罢了。”[2]
美国博物馆学家哈里森(J.D.Harrison)也曾指出:
新博物馆学的观念是相对于“传统”博物馆学的观念而言的,并尝试对过去的概念做一番全面的检讨与批判。它的重心不再置于传统博物馆所一向奉为准则的典藏建档、保存、陈列等功能,转而关怀社群与社区的需求,成为博物馆经营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理念在法国社区博物馆的运动中被诠释得最为透彻。博物馆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建筑空间内,它变成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以全方位、整体性与开放式的观点洞察世界的思维方式。[3](www.xing528.com)
可见,新博物馆学的提出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尤其是深受社会学理论的影响。较之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传统博物馆学理论,新博物馆学把研究的重点从博物馆的物质基础(藏品)转移到了社会意义的“人”。2001年我国博物馆学家甄朔南先生曾用图表的方式解释传统博物馆学与新博物馆学的区别[4](表3-1)。可以看出,新博物馆学“以人为本”的同时却并不否认藏品在彰显博物馆特点中的独特作用,它修正了传统博物馆奉行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功能,将博物馆工作重新归纳为“收藏——保管——跨学科研究——展示——观众参与的教育活动”。
“新博物馆学”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理论范式,可以说,“新博物馆学”理念主要依靠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的博物馆工作实践传播开来。新博物馆学对博物馆建筑设计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新建博物馆建筑和传统博物馆建筑的改革。在这些当代的博物馆中,藏品、观众和管理,这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发展,不仅是新博物馆学关注的重要课题[5],也是当代博物馆建筑设计中既广阔,又时有矛盾的新视野。本书第四章试图以新博物馆学语境为背景,从四个方面——博物馆中信息交流技术(ITC)的改变(藏品和管理的关系之于博物馆建筑)、空间导向和教育信息传递方式的演变(藏品和观众的关系之于博物馆建筑)、博物馆的空间社会性的革新(观众和管理的关系之于博物馆建筑)和博物馆空间观念的转变——探讨当代博物馆建筑的发展新特点。
表3-1 新博物馆学与传统博物馆学对照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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