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早期辛克尔对博物馆象征性作用的阐述已经明确地延伸到了博物馆在城市中充当何种角色的范畴。在他的格言中曾经提到，博物馆是“先天漂亮”的建筑，对城市来说，它是一个装饰品。但是到了工业社会时期，博物馆所充当的角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杜兰德（Durand）曾写道，真正的大都市都拥有几座博物馆，其中一些拥有自然中的珍稀物品，其他的拥有杰出的艺术作品，一个博物馆也可单独同时满足这些功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博物馆数量可以象征一个城市的地位。19世纪西方社会激增的博物馆数量就是城市之间相互竞争的一个清晰信号。作为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建筑类型的同时，博物馆还和城市文脉之间有更深层次上的共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慕尼黑雕塑博物馆（Glyptothek）和柏林阿尔特斯（Altes）博物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虽然两者位于不同的地方，但是都表明了博物馆在塑造19世纪的国际大都市时的两大作用，即博物馆建筑的象征意义和对城市文脉的影响。Glyptothek促成了慕尼黑中心西北近郊地区的发展，它位于国王广场Königsizlatz）的北边，方形的设计以纪念于1806年成立的巴伐利亚王国。它的入口似乎是受到雅典卫城的启发，是“由此进入城市”的标志。分布着的古典建筑给国王广场造成一种城市氛围，虽然是现代的城市但是却仿照了古典的模式，散发出浓厚的政治气息。同样的在柏林具有象征意义的阿尔特斯博物馆（Altes），位于皇宫广场（Schlossplatz）北边新设立的区域，博物馆面朝皇家居住地，侧面有大教堂，军械库和大学。可以看出在近期城市建设中，博物馆已经被定义为城市的公共机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它既有高度文化的教育功能，也是一种当时国家权力合法化的象征。（图2-12、图2-13）
纵观历史，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博物馆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在主要的欧洲和美国城市建立起来。典型的例子有：英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1838）；圣彼得堡新爱尔米塔什博物馆（New Hermitage）（1851）；德累斯顿画廊（1855）；瑞典斯德哥尔摩国立博物馆（1866）；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1876）；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880）；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1889）。[28]
图2-12 位于国王广场的雕塑馆，标志着“由此进入城市”(www.xing528.com)
图2-13 从大教堂俯视阿尔特斯博物馆
欧洲大多数主要城市见证了19世纪下半叶博物馆的建设热潮。 与火车站和百货公司一样，杜兰德所说的“包含不同种类的藏品、为了多种不同种类的研究而建造”的博物馆成为了一种新的建筑类型，而且被普遍视为现代城市的典型标志。19世纪后期的火车站呈现出的是用玻璃和钢铁建造的棚舍形象，是一个大规模运输和工业生产时代的见证，它们取代传统的城门和收费处路障，成了城市的新入口。同时广义的杜兰德和瓦拉赫（Wallach）所称的“包罗万象的博物馆（the universal survey museum）”[29]与物质丰富的现代消费社会也是相对应的。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从1851年开始欧美城市定期举行的大型国际展览和世界交易会，在这个时候百货公司可供应的商品，真的是“从针到象”，无所不有。[30]快速增长的物质生产促成了新兴文化消费。博物馆受其影响，除了作为传统的艺术展览场所，亦开始致力于应用艺术。此时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南肯新顿博物馆（the South Kensington Museum），后改名为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纯粹是由于1851年在水晶宫举行的大型展览，为了收藏工匠和设计师现代设计的样本而修建的。从某些角度来说，博物馆中展览的文明礼仪也体现了公民的权力，这样国家的权力也就可视化地展示出来，一旦被充分利用，还可以提高民族的资本输出。正如邓肯明确表示的城市所拥有的博物馆数量和城市的地位之间的等同关系那样，公民之间的竞争也进一步走向国际之间经济霸权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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