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可以看成是位于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地点的人们的社会需要的产物，[40]博物馆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的变化，新的社会需求的出现，就会产生新的建筑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样，建筑及其物理结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的更新而改变形式。正如20世纪8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肯指出的那样，建筑是一种信仰与价值观，取决于某一特定时期的主导社会观念和当时资源分配状况下的社会组织形式。[41]与其说建筑是具体的实体，不如说建筑是社会文化，这样理解的话，建造建筑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建设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对社会的理解。[42]
在美国艺术史教授卡罗尔·邓肯（Carol Duncan）的笔下，博物馆是一个交错着政治权力、阶级利益、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仪式化场所。由于社会背景的变迁，博物馆建筑随之改变自身的形态，如今的博物馆将会充当一个有能力、有潜力影响社会的机构，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主张，但是近年来这个主张却以新的形式和方式呈现出来。
首先，认为博物馆是社会机构的主张已经从抽象、理论与模棱两可的情况转变为较具体、与当代社会政策紧密结合的状况。人们越来越大胆而明确地探索博物馆对生活与社群的影响，以及作为文化机构在促进社会和谐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在反对种族主义以及其他形式歧视的社会问题中。
其次，在各文化部门中，博物馆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功能这两个基本问题，虽然多年来一直被边缘化，但是近年来这些问题越来越令人难以忽视，并获得许多关注，甚至在博物馆与艺术团体中最传统的部门也很难忽视这个议题的存在。例如在英国1997年新工党赢得选举后，“社会参与平等”的概念与用语不只是已经深入社会的福利政策上，同时也嵌入文化政策中。这样的政策发展昭示了博物馆类文化机构的社会目的与价值的问题。在学术期刊，研讨会、会议以及国际性报纸上相关的激烈辩论也接踵而来。(www.xing528.com)
社会学者对建筑师的不满情绪，其出发点可能和博物馆学者大不相同。英国利物浦国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总馆长大卫·佛兰芒（David Fleming）投入英国各地的博物馆新建、整建、展览设计等工作长达23年的时间，和无数的建筑师、设计师共事过，他的看法是“建筑师好像真的觉得建筑物比内容来得重要”，一直以来，博物馆建筑是一个连自命不凡、虚荣的态度都可以尽情卖弄的场域，因而“许多博物馆的设计让观众感到不知所措”[43]。
在本书的研究和探索中，虽然重点并不在于博物馆建筑的政治与社会意义，但是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博物馆建筑是否能够充任促进社会革新的催化剂，正面影响弱势群体和边缘个体的生活，成为促进社区和谐、赋予民众权利的工具，并且为建立公平社会贡献一分力量，始终是问题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因此在下文的探讨中，或多或少地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并且可以看到在一些具体案例中，博物馆的确能够通过适时的方法或者步骤，带来更为广泛的影响，即博物馆不论其馆藏性质、资源、宗教或者营运背景如何，都可以通过展览呈现复杂、多元的文化，为促进更公平更和谐的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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