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博物馆建筑设计的矛盾

对于博物馆而言，其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是博物馆自身与博物馆建筑之间不断协调的过程。

由于历史上的博物馆自诞生之日起就是特殊的象征意义的建筑类型，所以建筑师的设计一直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乔治·艾里斯·博寇在书里直言，即便博物馆学者口头上坚称“建筑物必须能符合或适应博物馆的营运需求。但是事实常常相反，博物馆反而要去配合建筑”。^[19]而台湾博物馆学者刘家蓁更是明确表示，“从西洋博物馆史上考察起来，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建筑师的意见凌驾博物馆学者的看法，或说博物馆建筑在设计上仍由建筑师主导的情形较常见”。^[20]

近年来的博物馆建设浪潮中，建筑师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形似乎愈演愈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建筑界的努力得到了博物馆界的肯定与重视。正如2003年通过的美国博士论文中，有位学生维多利亚·伯纳引申了邓肯于《文明化的仪式》中所做的观察。伯纳谈到，通常博物馆相关研究的学术领域包括博物馆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史及建筑等学科，其中，博物馆学和建筑这两个领域的文献所关注的焦点是最南辕北辙的。博物馆学的探索多是围绕着博物馆作为一个机构并以收藏品为重心的目的及法则学说，很少会提到放置收藏品并让博物馆的功能得以运作的具体空间。伯纳认为博物馆作为一栋建筑物的重要性，并未受到博物馆或社会学研究者的青睐。至于建筑领域偏爱谈的是博物馆（尤其是美术馆）的外观、类型或建筑师的设计功力底蕴，很少论及博物馆的存在哲学与理念对建筑形式的表现所具有的影响力。从博物馆学和建筑各自对博物馆的理解来看，它们就像是落在光谱上的两个极端，彼此之间既没有连续也没有重叠的地方。

于是，博物馆界的人觉得博物馆建筑是“某些人”的事，跟自己似乎并没有多么紧要的关系，“记住博物馆并不是一栋建筑物……”乔治·艾里斯·博寇说，“它是一个涉及特殊需要与活动的有机体，建筑是帮助博物馆达成各种目的之工具。”^[21]但是建筑界的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博物馆是一种很可以发挥设计天赋与才能的建筑类型（building type），所有建筑学专业的学生，都曾经梦想总有一天要做博物馆。就在博物馆此方觉得建筑物无关宏旨、建筑彼方却认为博物馆兹事体大的情况下，博物馆建筑会被视为“美学的结果和建筑师的活动”（the aesthetic outcome and activity of the architect）好像不是那么令人意外。笔者并不对此感到乐观，即使是著名建筑师的作品，也有不同的呼声，如马丁·费勒（Martin Filler）在《新式博物馆的优缺点及误区》（New Museums：The Good，the Bad，and the horribly misguided）一文中以为，斯蒂芬·霍尔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扩建布洛赫馆（Bloch Building，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addition），蓝天组的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城艺术博物馆（Arkron Art Museum），其实都是盛名难副的博物馆建筑^[22]。苏珊·迈克雷德在《重塑博物馆空间》（Reshaping museum space）中也严肃地指出，当“建筑师说了算”这个想法压倒性地支配了博物馆建筑的时候，正是建筑师在参与博物馆建筑案时会发生问题的原因所在，比方说：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博物馆馆方身为业主却无法向建筑师说清楚自己对于未来的展望，唯恐会干扰到建筑设计的过程，或者是常对建筑师做出太多的让步，害怕会因质疑某个设计概念而被当成是不懂建筑艺术的门外汉，等等。《柏林灰色：散步到德国博物馆》的作者刘家蓁对此曾描写过一段生动的博物馆学者与建筑师各持己见的对话：(www.xing528.com)

在建筑师与博物馆学者之间流行一种本位之战。博物馆学者叫嚣说：“博物馆建筑必须听命我们博物馆专家为展示、搜藏、研究、教育等功能所制定的空间需求，我虽然委托你来设计建筑物，但那并不代表你可以主导我们馆的建筑规划！Never！Ever！”伟大的建筑师则回敬说：“笑话！博物馆人只懂博物馆，你有受过专业的建筑蓝图训练吗？麻烦你别过度干涉我的建筑设计好吗？到底是谁长期在思考人类的居住空间？又是谁有能力提升动线规划？”^[23]

2003年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以“建筑与设计”（Architecture and Design）作为ICOM News期刊第3期的主题，或许正是相关专家学者对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急切反映。当时担任协会副主席的艾雷曼（Yani Herreman）开篇提到，在某次讨论文化观光发展的聚会上，与会的社会学家得知她是位建筑师时很吃惊，还说：“建筑师都是坏人！”艾雷曼并未交代这个尴尬的局面是如何收场的，但她认为这位学者的反应正说明了博物馆界与建筑师之间的迫切需要改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