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易·彖》
兴起于中唐的复古运动,其政治理想是谋求唐皇朝的中兴,其文化理想是“使圣人之道明于天下”。这一场在唐后期政治舞台上失败了的运动,经过五代战乱中不绝如缕的承传,经过欧阳修对其文化意义的正确阐释和继承发扬,并以其“至理人情”的学说完成由“善”向“真”的“道”学转折,终于能够在理论上致广大而尽精微,在实践上简易可行,而在北宋仁宗时代展现出一幅文化中兴的宏图。回顾这三百年中兴之梦,若没有唐代士人决心自振于衰败之余的勇气,便不会有复古明道以臻中兴的思想潮流;若没有啖助、柳宗元《春秋》学贬斥“家天下”,标举尧舜之道与周公之礼的对立,便不会有对民族历史一贯之精神的思考;若没有韩愈建立“道统”,深探“道”义,发起“道”学,则文化将有陆沉之虞,遑论中兴;若没有五代读书人尤其是南唐庐山国学的鸡鸣风雨之中,则韩愈的事业将后继乏人,中华民族亦将从此斯文扫地;而更为重要的是,若没有欧阳修将文化价值之“道”阐明为自然人情之“至理”,则复古运动将沦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本位主义,“道”学也会成为一种空想之学说,而没有“真理”性的探讨,因之也失去实践的品位,文化中兴便将永成梦想。
如此,则复古运动,亦即道学之兴起,本身便给予我们两个启示:一是民族文化之“道”的须臾不可失,二是此“道”的价值意义(善)必须重新诉诸自然人情之本体论(真),才能得到真正的弘扬。韩愈的失败和欧阳修的成功,固是时势使然,但其理论本身,亦自长短相形。同样,如果再论述下去,王安石的失败,也具有相类的原因。安石虽鄙韩愈为“不知道”,以世人不识“道真”,但他自己的作风,亦是固执一家之“善”而不顾普遍性的“真”,时人指责他“不近人情”,不能不说是其致命的缺点之一。当安石年轻未得志之日,欧阳修曾托学生曾巩转致教诲:“孟、韩虽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王安石倘能时时记得这位长辈的教导,则其平生事业,岂仅止乎斯!自负奇才的书生政治家,终于成为黯然销魂的骑驴诗叟,这既是安石自身的不幸,亦是中国文化史的不幸!居今之日而谈弘扬民族文化者,当有鉴于斯!
既发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之道,又超越狭隘的文化本位主义,道学才能成为一种关于“真理”的学说,而其文化价值也才能真正被实践。严格地说,复古运动也只有到达这一点,才真正做到了“复古”,“复”到了“古”的精神实质。(www.xing528.com)
“复古”一词,今人多理解为“开历史的倒车”,其实在古人的观念中,“复古”也便是“中兴”的意思。前文已说过,儒家究天人之际,其最高的哲学范畴乃是“生”,即“生生不已”之道,《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天行”之所以能这样“不息”、“不已”地“健”,便在于它能够“复”。《易》有复卦煖,其象为一阳动于累阴之下。纯阳的乾卦瑯开始遭遇坤卦痲的阴爻,而成姤卦痺,(姤:猝然而遇之意。)阴爻不断侵刨乾阳,至剩最后一阳时,即成剥卦痳,“剥”尽后便成为纯阴的坤卦痲了。而复卦煖,则是一阳重新“来复”。犹如气候上的“冬至一阳生”。若以四季运行为自然过程,无有意义,则亦无可说,但当我们说“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之时,这自然过程分明便显现着“生生”之义。由此说来,则“复”的意义极为重大,有了这“复”,才能保持永远“生生”。所以《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天地之心”便是“生生不已”,感召着人类“自强不息”。儒家哲学的最精华处,《易》的真精神,亦即吾民族真正的“道”,岂不在斯!是故,从永恒的周而复始、生生不已之进程讲,“复”乃是“健”的具体实现;从“复”的某个环节上讲,它也便是“中兴”的意思,贯穿着“健”的精神。
三百年中兴之梦,实践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复”的运动。亦即先秦儒家之精神,经了六朝隋唐兼融并包诸种异质文化,达极度繁荣的丰富历程后,在北宋再度显现出来。在这三百年中,一批优秀的中国人,用他们“自强不息”的创造活动,向我们展现了“生生不已”的“天地之心”。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