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读书声：庐山留一脉，三百年中兴梦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论语·子罕》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一乱一治，在治乱循环之中，涂毒的是生灵，焦土的是文化，人类智慧的结晶，前辈呕心沥血的创造物，在战争中被摧毁殆尽。战争起于权力的争夺，战争吞噬生命，也耗尽财富，太平时代积累起来的钱米被清洗一空。由于生产被破坏，横征暴敛也无法满足需要，于是抢劫、盗墓，无所不为，在唐太宗的陵墓里安躺了三百年的《兰亭集序》真迹，也在唐末五代的割据战争中，被军阀盗出，后来不知下落。苟息残喘的人民求生不得，这类“不急之务”自然还比不上一顿米饭，即使在朝廷之上，礼乐也被视为“虚器”，打天下需要的是兵强马壮，写文章的毛笔——军阀们叫做“毛锥子”——可以搁置一边。欧阳修说：“正统有时而绝。”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面临断绝的危机。

本来，在韩愈、柳宗元发起儒学复古运动后，尽管在政治上由于党争不息而没能实现“中兴”大业，但理论文化的探讨却仍有发展，尤其是韩门弟子，如李翱、皇甫等人，都在付出努力，把“道”义的探索推向深入。李翱创作三篇《复性书》，直继孟、荀，发挥《中庸》的学说，使“性”的概念登上唐宋儒学之塔的顶层。皇甫作《孟子荀子言性论》，概括孟子的思想为“汰心源而返天理”，道学的最高范畴“心”和“天理”都在这里同时出现了。李德裕、独孤郁等人开始把“道”向“自然”之真理方面推进，李德裕《黄冶论》云：“天地万物，皆可以至理索之。”《旧唐书》本传也引他的话说：“道德为丽，慈仁为美，不过天道，斯为至理。”这个“至理”的提出，应该在哲学史上大书一笔，儒家伦理道德之“善”虽以“生生”为本体论根据，但仍带有浓厚的人本色彩，与“自然”不免大有距离，“至理”学说要求探索万事万物的本然之道理，这就把“善”开始安置到“真”的位置上去了。“真”如何获得？皇甫湜《悲汝南子桑文》说：“彼人事皆然，推于物亦然，是谓自然。”所谓“人事皆然”，其背景是“原情”学说，“推于物亦然”，则指向宋儒的“格物致知”。在文学上，便有独孤郁的《辩文》，讲明“自然”是文学的最高境界，自然即是美。这在所有方面，都为欧阳修、苏轼“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和“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刘轲则发展了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提出了“明圣人之心”的思想，把道的命脉系于这“圣人之心”，以“心”为体，与“天理”的说法隐然对垒，被后人赞许为“不堕理障”。道学在宋代的两大流派理学和心学，都在这里见了端倪。而不管以理释道，以心释道，还是以自然释道，都同尊韩愈之“道”，一直要到宋代，这几派理论在程氏兄弟、陆氏兄弟和苏氏兄弟手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才开始在各方面超越韩愈，但仍不免有一偏之弊，朱熹号称“集大成”，却由于过尊程颐而偏颇更深，道学实际上不曾产生与诗歌领域里的杜甫相当的“集大成”人物。但仍可以说，虽然韩愈的“道”覆盖着宋代所有的学派，而宋代诸学派的总和却真正超越了韩愈。一种体系宏大的理论，也许必要分成几个学派，各自攻其一偏，才能在总体上超越前人。韩愈是道学无可争辩的旗帜，对韩愈的尊敬是道学有否承传的标志。晚唐人已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皮日休向朝廷建议，把韩愈的像塑在孔庙里配享。孔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寄息之所，也是这个民族最崇高的敬意所向，在古代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座落着的无一例外是孔庙，即俗称的“夫子庙”，地方长官的衙门偏在它的一侧，而与孔庙紧联的却是当地的学校。我们这个民族叫做“华”，“华”就是“花”，就是美丽和文明，根本的传统即是“尚文”，而“尚文”就在古代的城市规划上也能表现出来。

在欧阳修的笔下，五代是一次文化的浩劫，古代正史中必须书写的儒林、孝行、忠义等项列传，他的《新五代史》却得不到足够多的材料。他努力寻找，找到的却是很可怜的几例，这可怜的几例便值得他感慨万分。欧阳修的文风是平畅宛转，犹如长者娓娓而道的，但一部《新五代史》，却充满了激烈慷慨的议论，时而严厉痛责，声泪俱下，时而扬声赞叹，回肠荡气，时而又呜咽悲泣，怅恨无地，时而又长悼可息，顿足扼腕。这一部二十五史中几乎是篇幅最小的正史，字字句句都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与控诉的涕泪，作者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差不多每一页都有“呜呼”之类的叹词，贬斥势利，尊崇气节，可称《史记》以下最优异的史笔。

战争频仍，皇帝轮流做，能掌握军队的就能窃取大位，而传统的节操已一无可言，这一朝的宰相，更换了几个朝代后，依然是宰相，阿附取容，而犹以安身稳位为荣，不识天下有羞耻事。天下也就以此为羡，同一套官僚机构，被一个皇帝操作，也可以被另一个皇帝操作，承旨办事，依样画葫芦，换得俸禄糊口。窃禄之余，还可以写写诗，填填词，玩玩妓女。民不聊生，野有饿莩，狗彘食人食，田地荒芜，哀鸿遍地，这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也曾经刻过经典来印刷颁行，后唐的皇帝下令刻的，刻完了献上后周的皇帝，媚取褒慰。主持此事的冯道，已历任过后唐、后晋的宰相，契丹族南下灭了后晋，他又依附契丹任太傅，后汉建立，他进位太师，郭威夺了后汉的皇位开始了后周，他又宛然太师兼中书令，历事五姓，自号“长乐老”，临死留下一篇《长乐老自叙》，以身泰命安而得意洋洋。欧阳修读之，骂为“不知心肝语”。

五代照常设科举取进士，也取明经，每次也有不少人中第，中了第后却不受官，大都不去政府报到，躲回家乡去了。也许他们对这个朝代的长久性心存怀疑，也许他们在等待分久必合，等待一个新的稳固的皇朝出现，才出来工作。很多人就在等待中去世。而从史料看来，五代的科举考试作弊也甚多，录取的人也少有真正的才华。那么是否真的没有人读书了呢？也不是的。孔子曾经悲叹过“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但他也曾不失信心地说过：“礼失而求诸野。”荒山野林之间，真的仍有朗诵圣贤之书的声音么？有的。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只要头上有蓝天，就会有天命之道存在于地上。人活着毕竟要思考真理，祸乱中的人们也仍会思索“相生养”之道。文化的坚韧性，根本地在于圣人之道中贯穿着真理性的认识和对至善的追求。“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有人就有道。政府无耻，科举堕落，学校败废，于是道在山林。

中国大地上富有美丽的山川，在高山之上，历代隐藏着一些“隐君子”。汉末六朝以来，那些耻于出仕为朝，劲节不屈的人物，就毅然归隐，躬耕于山野，以道自乐。到唐代，因为政府向慕其高名和品德，常要去邀请他们出仕，所以有许多不愿走科举这条路的文人便假装先去做隐士，在那里等待被邀请，叫做“终南捷径”。这样一来，山林得到了长足的建设，筑起了房子，购置了书籍，有了读书的条件，倒差不多成了非正式的学校。李白曾经在庐山上隐居过，后来符载约了两个朋友，三个人一起上庐山，在那里结庐攻读，相互探讨学问。除了躬耕以外，一般还会有当地的官员或者别的有财力者在经济上供应他们。刘轲在庐山读书时，还遇到过经学高深的隐士茅君，指教他学问。当政府越来越堕落时，山林便成了文化栖息之地。以庐山为例，便有白鹿洞书院的兴起。

白鹿洞书院，史载其初创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由李渤创建。到唐末五代乱世之时，据说有颜真卿的后代颜翊，“率子弟三十余人，授经洞中”。^[1]十国时，庐山先隶杨吴境内，后南唐李氏代吴，便在南唐的管辖之下了。因为这里隐居读书讲学已蔚成风气，所以，公元940年，南唐便在白鹿洞建立了正式的学校，称为“庐山国学”，与首都金陵秦淮河畔的国子监相类似，派大儒执教，招收生徒。据马令《南唐书》讲，当时从四面八方奔赴庐山求学的生徒，最多时达数百人。(www.xing528.com)

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原的经济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文化典籍也大量销毁于兵火之中，相比之下，南方倒比较安定，经济与文化能持续发展。加上唐朝廷以贬官“南蛮”之地为惩罚的手段，往往有一代大儒因为得罪了政府而被遣至南方，韩愈、柳宗元都不例外，而他们的到来，却令文化得弘扬于南方，韩愈在潮州，柳宗元在柳州，都干得很有声色，至今犹受当地人士的敬怀，以他们为地方文化事业的开创者。实际上，安史之乱的平息，已依仗东南的财赋为经济支柱，而战乱平息后，朝廷重建书库，已要委员到江南收购。与北方的文化衰败相形之下，南方却呈日上之势，地处长江南岸的庐山，更显得人文荟萃，因为它既能得江南经济实力的支持，又不远离北方的政治中心，而风景又甚佳，自然大得文人之青睐。

五代除后唐曾下令刻经之外，在文化上几无所建树，相比之下，十国的统治者却多有重视文化的，而文人学士也常有南奔者。皮日休的儿子皮光业，仕于钱氏的吴越，写《谗书》的罗隐也投奔钱氏，《聱书》作者沈颜则投奔杨吴，做到翰林学士，《郡斋读书志》卷四引《聱书》的《自序》说：“自孟轲以后千余年，经百千儒者咸未有闻焉，天厌其极，付在鄙子。”这口气与韩愈一般大，他还作过一篇《登华旨》，阐述韩愈的深意。在唐代皮日休之后，宋代柳开以前，他是一个很难得的韩愈继承者。

南唐李氏最为风雅，力振儒风。《南唐书·儒者传》云：“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元和儒学在南唐得到了继续，其累世好儒的表现，便是广建学校，《南唐书·朱弼传》后评说：“学校者，国家之矩范，人伦之大本也。唐末大乱，干戈相寻，而桥门壁水鞠为茂草。驯至五代，儒风不兢，其来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特置学官，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方是时，废君如吴越，弑主如南汉，叛亲如闽楚，乱臣贼子无国无之，唯南唐，兄弟辑睦，君臣奠位，监于他国最为无事，此好儒之效也。”后来北宋统一天下，重建学术文化之时，便大大得益于南唐那些编校精审的藏书，而由南唐入仕北宋的徐铉，也曾给北宋初年的官场带入知书识礼的雅致之气。更为重要的是，南唐统治下的江西一地，成为两宋的文化鼎盛之邦，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直至文天祥，对两宋文化影响至巨的重要人物，大都来自江西。这当然要归功于南唐累世重儒的学术风气。在中国文化史上，南唐是值得赞扬的，在那种艰难的时世里，保存了中唐以来文化复古运动的成果，又为其发扬光大培养了大批人才。而在南唐的文化事业之中，庐山国学又是极重要的一项，它标志着唐代的山林讲学之风，以“学校”的形式被确立下来，转化为后世的“书院”。这种“书院”既独立于政府附属的“太学”、“国子监”之外，而又与之相配合，使文化学术得到了一个与政治机构相对独立的栖息之所，即“学校”。从此以后，“办学”蔚成风气，当世代传经的士族门阀在历史上消亡，而科举取士又难得真正人才之时，“学校”便成了“传道、授业、解惑”的真正承担者。所以范仲淹、王安石搞改革，都把办学作为首要的措施之一。

庐山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宋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到南宋时，大理学家朱熹到达这里，再度修整，聚徒读书，亲自主讲，又邀请陆九渊等人前来讲学，并制定一系列规章条例，使它成为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书院。白鹿洞书院作为历代学者办学所效法的榜样，影响亦极其深远，在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它曾于五代十国之际，在文化的传承上衔接唐宋两代，更是功不可没。南宋学者王阮曾随朱子讲学于此，作《送晦翁诗》十首。内有“天留一脉在庐山”之句，可谓推崇极至。南唐庐山国学，虽然不曾为我们留下某种值得阐述的学术思想之流派，但它在祖国文化事业上承唐启宋的功绩，仍须加以褒扬，因为只有在悉心保存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后出者才能有所创新。从这个角度讲“天留一脉在庐山”，亦不甚过分。

中唐以来兴起的文化复古运动，就是籍着这“天留一脉”，而走向北宋，走向它的全盛时期。

【注释】

[1]李应升《白鹿洞书院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