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中兴梦：唐宋儒学复古运动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白居易《长恨歌》

相传唐穆宗长庆年间，诗人刘禹锡有一天与元稹等人相会于白居易家里，共谈南朝旧事，引起怀古的感慨，相约各赋一诗，以南朝的京都金陵的兴衰为题。当下刘禹锡斟满一杯酒，一口饮下，即诵出诗句，内有“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江流”之句。白居易大为赞叹，说我等一道探骊龙，而你先已得珠，我等都得搁笔了。^[1]

关于唐诗的这类传说小故事甚多，大都脍炙人口，虽考之史实，甚少有真迹，而颇堪助讽诵，启深思。按长庆间刘禹锡远谪南方，必不能在京师与元、白唱和，是知故事并非实录；但我们仍有确凿的证据，考知白居易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推崇^[2]，而此故事中，借白居易之口称刘诗“探骊得珠”，亦决非过誉。

刘诗的妙处，在於它借着对某一特定古迹的感怀，而写出了人类对于“过去”的难以言说的伤感，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伤感。“人世几回伤往事”，不是吗？过去总是有着被追忆、被回味的吸引力，漫长的时间里充斥着的大量琐碎的细节被轻轻略去，历史浓缩成一幕短短的戏剧，那骤然起伏的大喜大悲与现实生活的缓慢的节奏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也拉开了距离，于是，出现在笔下的过去总带上梦的色彩。

一般的过去尚且如此，而那种由极度的繁盛和欢乐跌入衰败和悲哀的人们，又会怎样地思念过去呢？《红楼梦》写贾宝玉“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惜的是作者只写完了前半部，而所有的续作者都不能体会曹雪芹的原意，没有一个认真去刻画“贫穷难耐凄凉”的境况！这“凄凉”里该含有无穷无尽的对于过去曾处“温柔富贵乡、锦绣繁华地”的追忆，这追忆使当前的凄凉倍增凄凉，不堪忍受，如何能“耐”！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段辉煌灿烂的盛世，那也是中国人在地球上最为骄傲的日子，至今人们犹啧啧称道的“盛唐气象”，便是它的产物，那便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四十年强盛和繁华，史称“开天盛世”。这一盛世与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样，由刀光剑影和阴谋政变开始，在新的统治集团清算了武则天的政治影响以后，唐太宗的清明的理性所建立的秩序感，与武则天以无比严酷的方式摧残传统士族门阀势力所唤起的一般中下层士子的参政欲，马上在安定的环境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推动整个社会大踏步地走向昌盛。升平、富足、开朗、上进、充满希望，激发着一切人的创造力，不可思议的狂傲，令人咋舌的大言不惭，永不满足的勃勃雄心，在那个时代却是稀松平常。领一旅之师，深入虎穴，扫平敌国，建万世奇功；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治理国政，澄清六合，做玉堂春梦；以天下最美的女子为情人，以天下所有的朋友为兄弟，以天下名山大川为浪游无所不至之地，而天下所有财富皆我伸手可取之物——这便是盛唐人理想的生活，阿Q 梦里的白盔白甲、未庄人的奉承、大脚的吴妈与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在盛唐人看来，不啻如同草芥。

意气风发，人才辈出，四海之大犹如一座七宝楼台，人人都企望成为它顶上最耀眼的明珠，几乎谁都不及去想它会突然崩溃。在灾难来临之前，尽管也有个别人为了某种不祥的预感而忧心忡忡（如杜甫），但整个社会依然沉醉于盛唐式的生活理想的追逐，而不予理会那微弱的声音。即使那些多少有些预感的人，又何尝真正思虑、设想过盛世崩溃以后的日子？又何尝不在灾难骤临时显得惊慌失措，如众人一般毫无准备？是的，当贾府全盛的日子里，秦可卿的魂灵对王熙凤的提醒，岂能阻止她走向宿命的脚步？

极乐生悲，极盛而衰，福兮祸之所伏，老子式的辨证智慧每一次都只在事后才显出深刻的力量。“盛唐气象”养育着“安史之乱”的祸胎，武装强大的边疆“胡人”，曾经是为“盛世”开疆拓土的巨大军事力量，却也会是反过来摧毁“盛世”的狂风暴雨。最清醒的杜甫，也要到事后才写道“羯胡事主终无赖”，^[3]而此时的朝廷，却不得不利用另一批“羯胡”去对付已经造反的“羯胡”，而每一次利用都明白地显示出自身的羸弱，都给下一次变乱的主谋提供可乘之机。外患不止之际，当局对外患的束手无策又必然招致朝野的不满，酿成内乱，以为这个皇朝送葬。中华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导演如此循环的悲剧，汉武帝时代那样善于作战的中国人，他们的子孙似乎都只会玩弄“借刀杀人”的把戏，“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浮海女真盟”，^[4]而回鹘终成唐后期的大患，女真也终于逼得宋朝南渡，借来杀人的刀结果总是伤了自己。难怪近代以来，章太炎、黄侃等人要一再地极呼“尚武”、“尚勇”、“尚侠”，以此为拯救民族的药石。^[5]然而那又何曾阻止中华民国的总统把抵御侵略者的希望寄托于“国际援助”？又何曾阻止“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博士把振兴的国策建立在“全盘西化”上？

然而唐人毕竟是唐人，他们昂扬的意气在一阵目瞪口呆之后还不曾丧失殆尽，大梦初醒的他们，因为要夺回往日的美好，恁地又暴发出一声大吼：“中兴！”

就是因了这不能实现的“中兴”之梦，中国文化史在中唐北宋之间来了个极大的转变。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云：

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叶燮《己畦集》卷八《百家唐诗序》：

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

依此，将“安史之乱”后三百年间历史演变概括如下：因了“中兴”之梦而引起关于“中兴”国策的议论，形成广泛的思潮，由于韩愈等人的努力，而使此思潮的主流成为“儒学复古运动”。以儒学复兴求政治“中兴”，因李德裕的失势而成为泡影，但儒学复兴唤回的民族传统人文精神却因“道学”的兴起而延续、发展至北宋，因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出现，而规范政治、教育士民、养成风气，使北宋仁宗时期展现出一个历史上最接近于圣人理想的社会，成为儒家文化亦即传统中国主流文化的一次“中兴”。一句话，政治“中兴”之梦引发出“道学”，而“道”的揭明训致文化“中兴”。此书名“三百年中兴梦”，即此意也。而自首至尾，是一个儒学复古运动。

按照孔子的垂训，《诗经》有着“兴观群怨”的作用，而作为诗中之经，那不言而喻地是诗歌的最高典范，凡认真作诗的人，必要以“拟配”《诗经》为一生追求的艺术巅峰，所以中国的诗歌总是最及时地喊出一个时代人的心声。“开天盛世”刚刚过去，如梦的追忆便在诗歌中出现了，第一个便是诗圣杜甫。他目睹过盛世，分享过那个时代的壮志豪情，结识过一批飞扬跋扈、痛饮狂歌的朋友，然后经历了动乱，跌入衰败，在后半生的颠沛流离中写下了一系列追怀旧日的作品，《八哀诗》、《昔游》、《壮游》、《往在》、《忆昔行》，等等，他伟大的诗歌艺术使这些作品具有了永恒的魅力，而最为人称道的则是《忆昔》：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膝.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杜诗本最善于铺陈，“全盛”之况正需要这样铺陈的大手笔，仇兆鳌注此诗云：

古今极盛之世，不能数见，自汉文景、唐贞观后，惟闻开元，时称民熙物阜，考柳芳《唐历》：“开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京师米价斛不盈二百，绢亦如之，东由汴宋，西历岐凤，夹路列店，陈酒馔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呜呼，可谓盛矣！

盛世繁荣，导致了极度的享乐，最典型的代表便是玄宗和杨贵妃，他们的霓裳羽衣舞曲，他们的骊山华清池温泉宫，直到安史乱起，李杨仓惶出逃，贵妃葬身的马嵬坡，这些都是诗人们一再咏叹的对象。韦应物有《骊山行》、《温泉行》、《酬李户曹骊山感怀》，皇甫冉、张继都吟过《华清宫》，戎昱笔下出现过《秋望兴庆宫》，李益、李商隐咏过马嵬坡，元稹、白居易也对霓裳羽衣舞显得一往情深……往日的盛世在诗人们的笔下向两个“意义指向”发展，一是追寻祸源，一是那种永远地失去了的，不可企及的美。(www.xing528.com)

“空廊屋漏画僧尽，梁上犹书天宝年。”^[6]一场动乱之后，人们只能在一堆废墟之中，在破败的庙宇和残存的壁画间，一次次发现往日的题记，追想这里曾有无数身怀绝艺的画僧，曾有富丽堂皇的满壁彩画。清净法地一样地感受过盛世的气象，这气象我们至今还可以在敦煌盛唐时期的壁画中略窥一斑。那种铺天盖地，几乎不留一丝空白的琳浪满目，而又五光十色，掩映眩人的场面，那飘逸绝尘的风姿，活泼刚健而又圆转流畅的线条，整体的生气贯注，无边圆融的华藏世界庄严海……这一切，都是唯一地属于盛唐的艺术境界，再也呼唤不回的了。

也许音乐最是艺术的精华，“此曲只应天上有”，对音乐艺术富有高度感悟力的唐人，大都以“如听仙乐耳暂明”为最高的精神享乐。在所有追忆盛世的唐诗中，铺叙繁华自以杜甫《忆昔》为巨擘，抉发幽思莫过于李商隐的《马嵬》，而以清丽流畅的语句形容那导致过悲剧的极乐场景，再现那如梦如痴的往事，则要推元稹的《连昌宫词》为首。这位长庆间为宫中盛传诗句的“元才子”，其笔下的欢乐，便不是盛馔美饰的繁奢雕琢，而是一连串有关音乐的近乎神话的传说：

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高楼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勅街中许燃烛.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梁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李谟压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歌舞道路中.百官队仗避歧薛，杨氏诸姨车斗风……

诗中的“贺老”是开元中以弹奏琵琶擅长的贺怀智；念奴是天宝中善歌的名妓，当唐玄宗的“千秋节”（玄宗生日），在宫楼下大宴士民，那一片喧哗之声无法弹压，便遣高力士到楼上大呼：“欲遣念奴唱歌，王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未尝不立时悄然，后来有个词牌便唤“念奴娇”，苏轼以此调作著名的“大江东去”；李谟是著名的笛手，玄宗曾于上阳宫自度新曲，却被天津桥上玩月的李谟偷听到，在桥柱上插谱记下，次日正月十五，玄宗夜游灯下，便听到酒楼上正演奏此曲；“岐、薛”指岐王、薛王，和那位给念奴伴奏的王二十五郎，都是玄宗的兄弟，一个个皆擅长乐器；“杨氏诸姨”是贵妃的姊妹，一个个皆如花似玉；而带头享乐的玄宗和贵妃，本人都是音乐、舞蹈方面的行家里手，玄宗擅于羯鼓，又曾梦游月宫，听回霓裳羽衣曲，贵妃的霓裳羽衣舞更是惊艳绝姿；《凉州》、《龟兹》都是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西域新曲，在热闹的场合总被一遍遍演奏，为音乐感动的士民在路上“万人鼓舞”；在通常关于此段盛况的描述中，应该还有一个天才的音乐家李龟年，和一个“敏捷诗千首”的“谪仙人”李白……

这个音乐的天国真的曾在这人世间存在过？那个叫做杨玉环的美人真的曾把盛况推至极点而导引出灾祸？唐代诗人对李、杨的故事一直怀着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情，追忆中令人企羡的盛世永远围绕着他们的身影，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标记；而他们却也必须对继踵而来的灾难负责！像杜甫那样，把杨玉环的赐死比作诛杀褒姒、妲己，似乎太煞风景，毕竟她曾使那个时代充满魅力。李益《过马嵬》说：“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这就好像要求人们不要去欣赏美丽的花朵，因为花开了便要凋谢，不如不开。白居易写他的《长恨歌》，原是要“惩尤物，窒乱阶”的，实际上却刻画了一段无比缠绵而凄凉的爱情，并让它超越了人天之隔、生死之限，果然成了“长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千载之下犹打动着人心。

追忆总伴随着反思，思索那导致灾难的原因，可资借鉴。商周的罪魁祸首是妲、褒无疑了，可安史之乱的原因是不是杨玉环，在于唐人，却有说不清的模糊。他们更愿意去指责李林甫、杨国忠，而怀念姚崇、宋璟。玄宗和贵妃是有责任的，但贵妃既不是褒、妲，玄宗也不比纣、幽，毋宁说，李三郎和那位杨家的美女是可爱而值得同情的。那么责任自然主要在宰相身上，宰相是管国家的，国家没治理好，并且乱了、衰了，可不是你的责任？

李林甫、杨国忠是千古罪人，这不必说了。李林甫口蜜腹剑，会玩权术，当然便爬得上去，杨国忠却是不学无术，连个阴谋家也算不上，仅凭着与贵妃的亲情，却操纵了国政，这便大有问题。由此，反思的人要进一步想到官僚政治本身的问题上去，即关于宰相人选与科举取人的制度的问题，总而言之，“政治”的问题。

“政治”是什么？法家看作权术，儒家却看作教化。朱熹解释“政”者，“正”也，就是正人心，正风俗。这是儒家关于“政治”的一般理解，笼统地说，就是要培养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建立人类的健康的生活。顾炎武在指责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并不分析他具体措施的利弊，而是讲他败坏了风气，这才是真正罪莫大焉。一个儒家的思想者，必然要从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来思考历史，古文运动的先行者李华先声夺人，《杨骑曹集序》云：

开元、天宝之间，海内和平，君子得从容于学，以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化流于苟进成俗，故体道者寡矣！

为什么会国事日非，一落千丈？问题不在财政、军事等等，而在于教化、风俗的败坏。怎么会败坏？那是因为在太平盛世的表象下失落了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即“道”的缘故！

于是，思想的潮流向一个方向滚滚涌来了，既然衰乱的原因在于“道”的失落，那么，挽回颓世、戮力中兴的关键不在重振此“道”吗？儒学复古运动在这样的时代命题和文化传统的背景下，蓬勃地兴起了。在铺叙了昔日繁华，感伤了今日的颓败后，杜甫在《忆昔》的诗末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周宣中兴望我皇！”时代给予杜甫的后人以“中兴”的责职，而传统文化教导他们“中兴”在于复古以明“道”，那么，“道”又是什么呢？——神州大地的上空悬起一个巨大的问号，风风雨雨中回荡起越来越洪亮的声音，呼唤着“道学”的出现了！

【注释】

[1]刘诗见《刘宾客文集》卷二十四，题《西塞山怀古》。事载《唐诗纪事》卷三十九“刘禹锡”条下，又见《全唐诗话》卷三。

[2]参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戊：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

[3]杜甫《咏怀古迹五道》之一。

[4]《陈寅恪诗集·丁亥除夕作》。

[5]参章太炎《琺书》重订本《儒侠》、《经武》诸篇，及附录《上武论徵张良事》等。

[6]《全唐诗》卷三○一王建《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