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中兴梦-唐宋儒学复古运动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

当我们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历代的文物时，我们能够比啧啧叹赏的外国游客更多一些什么样的感受？那按着时间顺序陈列的路线，倘依它固有的方式延长，必会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心中。祖先们通过商周彝器、两汉石刻，通过唐三彩、宋瓷和文人画，一步步向我们走来，除了叹赏以外，还给予我们亲切的感受。每一处凹凸、每一笔勾画，都凝结着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而这欢乐和悲哀与我们的感受切切相关，始终遵循着同样的方式生成。就像心理深层中一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籍着这河床而奔涌成一条大江，不致漫无边际而浮浅地四处流荡。这样的河床，便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底蕴，古人叫做“道”。

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道”，而不同的遭际，使这“道”有“明”有不“明”。“明”者，自觉也。首先揭示“道”之精神内涵的人，便是这个民族的导师，炎黄子孙把自己的导师叫做“圣人”，便是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时代的发展使知识不断地更新和丰富，后代演变所至，有先贤未尝见诸梦寐者，但本其精神之基调而言，则孔子被称为万世之师，固有其当然之理。

皮锡瑞《经学通论·序》：

唐时乃尊周公为先圣，降孔子为先师，配享从祀，……岂非经学不明，孔子不尊之过欤！

按皮氏此言，盖为时人菲薄孔子而发，自有其深意存焉，但其立言则颇疏率，未尝一检史册。《新唐书·儒学传序》：

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

检《旧唐书·儒学传》及《唐会要》，俱作“贞观二年”，因房玄龄等人建议而有斯举，可为信史。考尊周公为先圣事在武德二年（见《旧唐书·高祖纪》），故皮氏所谓“孔子不尊”，只是唐初数年而已。后来高宗永徽年间虽曾一度褒周黜孔，复武德旧制，但马上便于显庆二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奏议更正，此后便不再变动（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褒崇先圣”门）。故纵观中国历史，自汉至清，尊崇孔子的礼文未尝少衰，所谓“生民以来，一人而已”，不为过言。

对孔子的尊崇并不是一种迷信，它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信念，对本文化的精神导师的礼敬。每个民族都礼敬自己的文化奠基人，或托之神话，或备之宗教，而在中国，则体现为一种学问，叫做“经学”，即研治孔子删订过的典籍。而阐发其思想，揭明其蕴含着的文化精神，为我们立身行事的旨归，则叫做“道学”。(www.xing528.com)

“道”有“明”有不“明”。孔子当衰周之末，文化凋丧，礼崩乐坏之际，汲汲奔走，“惶惶如丧家之犬”，而自励曰“朝闻道，夕死可也”，开门授徒，创立儒学；他哀叹着经籍的泯散，世之祸乱不止，“文献不足徵也”，故孜孜搜求，“述而不作”，删订六经；他本着“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精神，揭明中国文化之“道”，以此“诲人不倦”；他又忧虑着是非无公论，后世不知所法，便笔削《春秋》，于史事中讲明褒贬的原则，垂之后人；他的言行被弟子们录成《论语》，以师门问答教导所有的人们……因了孔子，中国人对自己本文化的精神有了清楚的自觉，这种自觉意识使儒家文化成为后代整个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核心，成为当我们想到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候首先浮上脑海的东西，中国文化之“道”于是“大明”。人类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好几个辉煌一时的文化，如我们常说的四大古代文明中，古埃及、古巴比仑、古印度等文化，都已烟消云散，无有孑遗，今天的人们只能从考古学家那里听到关于它们曾经灿烂的描述，而唯有中国文化，则自古及今，绵延不绝，发展壮大，前途无量。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幸运，不，那些关于地理环境的封闭等等之类解释不足为训，在无数次面临灭顶之灾的关头，那种令神州不致陆沉的力量，根本地来自我们对本文化之“道”的自觉，来自履道者、殉道者的执著和无畏，“造次必于斯，颠沛必于斯”，——根本地来自孔子的教诲。

《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权德舆《唐陆宣公翰苑集序》云：

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时、命也.仲民有才而无位，其道不行；贾生有时而无命，终于一恸……道虽在我，弘之在人.

按权氏感于陆贽事业不终成，悲怆慷慨而发为此论，借圣人“弘道”之言，以为定国安邦之学在我，而得施展与否，则看才、位、时、命之遇如何，将谓弘我之道者，其柄在于人主，人主能使道弘大，而道不能使我获取权位以左右时势——这是他对“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理解。这样的理解自有其深刻之处，洞明历史的穿透力，可备一说。但与孔子的原意有所未合，孔子的两个“人”字当同一所指，而权氏则异为“人”（指人主，即帝王）与“我”，将“道”的命脉付与了人主。今按朱熹《论语集注》释此句：此释除“道体无为”一语略有不安外，基本正确。道之传承不绝，发扬光大，在于人对道的自觉，身体而力行之，才能令其命脉生动。这句话同时也寓托着孔子的深沉感慨，那弘道的人似乎注定要像他那样，颠沛流离，号呼痛极，而不能安富尊荣，坐享清福而无所建树。弘道者必然要承受痛苦，从最高处指导着这个民族之精神的人，还要从最深处担荷这个民族的苦难，“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也许是最深刻地理解着孔子的第一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是的，中国文化的岿然独存，固然是我们的骄傲，而回顾这个文化，走过的却是怎样坎坷的历史！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民族文化之道也经历了一次次的晦明交替，当晦而复明之际，便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令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物被献上祭坛，在孔子之后，可以排列出长长一行闪亮的名字，一行痛苦的生命：孟子、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郑玄、王通、杜甫、韩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颢、程颐、张载、陆游、朱熹、陈亮、文天祥、元好问、方孝儒、钱谦益、顾炎武、黄道周、吕留良、康有为……他们或怀才不遇，或身受极刑，或举世笑其迂阔，或一生辛苦干戈，或遭放逐，九死蛮荒，或值亡国，痛哭无地；而或遍谒诸侯，或发愤著书，或绛帐授经，或河汾传业，或临危受命，力行改革，或慷慨赴难，舍身成仁，或笑傲江湖，临大节则不可夺，或奔走朝野，却视富贵如浮云，“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欧阳修《朋党论》），“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与其它古代文明一般，中国文化也面临过毁灭的灾难，天地未尝特别优待这礼义之邦，历史未尝少考验这个坚强的民族。继春秋战国之乱，而有秦皇一炬，典籍沦于泯灭，汉初国势给予贾谊的只是痛哭流涕；继三国鼎立，而有五胡乱华，汉族政权偏安江左，佛道流行，玄风大盛，中国不绝如线；继安史叛乱后，而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河朔之民，且不知孔子为何人；继五代十国后，而北宋长受辽、夏威胁，其初年时科举考场上，竟有举子问尧舜哪代人；继南宋播迁后，而有蒙元入主中华，儒生成为“老九”；继东林之祸后，而有建州女真之统治，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继鸦片战争后，而有列强欺凌，日寇入侵，关河江汉之民陷为亡国之奴……每一次灾难，都将毫不留情地毁灭这个文化，其千钧悬于一发之势，都将使神州陆沉，生民无噍类。但中国文化终于不似其它古文化一般长埋地下，中华民族也终于不似犹太人一样被“永恒地流放”，而在这块禹贡九州之地上孳育不息，于一次次的灾难后重新奋起，将圣人之道再度弘扬。“人能弘道”，便是这弘道的自觉性，唤起着存亡续统的责任感，使文化再度“中兴”。无论是贾生的痛哭流涕，还是江左的谈笑风生，无论是唐宋复古运动，还是明清之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口号，都体现着这样强烈的使命感。而在历史的浮雕上凸现出来的那一个个人物生动的形象，都堪称宇宙之精华，人类之英杰。

本书选取一段民族文化衰而复兴的历史，即传统人文精神之“道”由晦灭而复振起，蓬勃为一次文化“中兴”的历程，即从中唐到北宋的儒学复古运动，加以概述和论赞，本之史实以见盛衰功过，依所学而清理各种学说的源流正变，大旨在揭示那三百年间文化中兴所涵泳着的民族精神，即“道”的体用，以为今日弘扬民族文化之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