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牙已高悬,山村笼罩在朦胧中。小街,除了隐隐约约的红军哨兵外,只有他们两人。
朱德感慨:“给你透露个秘密,我们全军逃过湘江战役劫难的12月1日,是我的48岁生日,巧吧?”
“还有巧的。”周恩来说,“你和当下的蒋介石委员长同龄,不过他的生日是农历9月15日,比你大2个多月。”
朱德笑笑:“真是老毛说的,人生易老天难老,我和老蒋都48岁了。”
周恩来:“说来巧,但也正常。当今的中国处在历史变革大潮中,弄潮儿辈出,国共两党各个层面都有同龄人。我、德怀、项英与宋美龄、薛岳同龄,老毛与顾祝同、白崇禧、王家烈同龄,下面的同龄人更多!而不同龄的,也差不了三两岁!”
朱德:“比起跟着我们战略转移的几位老同志,我虽然小了几岁,也必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但毕竟年近半百了,党和革命事业主要还是要靠你们,坦率地说,你们责任重大。”
许久,周恩来说:“我知道我肩上的担子。”又说:“刚才,我没有当面驳回博古的意见,是从内外有别着想的。我不能当着李德的面,让博古下不了台,暴露出我们党高层领导的矛盾!”
朱德:“可这种矛盾已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了……”
“你是说,必须抛弃博古的领导、李德的指挥?!”周恩来说。
朱德:“党已经给他们相当的信任了,事实已一再证明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且,又听不进他人正确的意见,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只好对不起了!”
周恩来:“我也给你交个底。打从到中央苏区不久,我就给自己一个使命,辅佐我们党的一代领袖……”
“能告诉我有谱了吗?”朱德问。
他们已走到村口,在大榕树下坐下。
周恩来问:“你看老毛怎样,能担负起党和红军的领导与指挥重任吗?”
“都是为了党的革命事业,我必须负责任地告诉你真话。”朱德又说:“我和老毛相处6年了。开始的一年多,我们也不合拍。他有个性,我不大适应,还有,他给人以有领袖欲的感觉。”
周恩来:“人都有个性,不是大节,可以迁就。有领袖欲并没有什么不对,你我都在西方待过,西方的那些参加总统竞选者,哪一个没有领袖欲?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领袖欲,而在于他有没有领袖的智慧、才能!”
“你说得对。”朱德说,“打从在井冈山斗争与他搭档开始,我就发现他非同一般,有掌握大局面的智慧。你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多简明的道理,我们谁认识到了,把它应用于指导党的革命斗争事业了?可他提出了,应用自如。你知道的,1929年在红军政治建设问题上,我与他的认识还对立过。可后来我明白了,我是受旧军队观念影响,而他才是对的。打从那一年12月红四军古田会议后,我心悦诚服地与他合作,支持他……”
“所以,才有朱毛红军之说一直流传下来。”周恩来说,“至今,蒋介石还把中央红军称为‘朱毛共匪’。”
朱德继续他的意思:“后来,他把我这个红军的总司令几乎供起来……但我服他,我凡事不用操心,更可以放心,事事都有他拿捏,我们等着捷报频传!”
周恩来:“你说的这些,我到中央苏区就看到了,也感受到了……还看到底下的战将都服他!”
朱德:“我们手下有一员主将,也不是好相处的,也很有主见,也不轻易服人……”
“彭德怀,我的同庚!”周恩来说。
朱德:“老彭对老毛,也心悦诚服……他俩在作战上的默契,那才真叫合拍。”
周恩来:“我也感觉到他俩常常是英雄所见略同。远的不说,一个多月前,老毛建议在湘南转入反攻,老彭建议由他率三军团杀向湖南中部……所以,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的胜利,与中央红军内部高层的人和,大有关系。”
朱德:“我认为,我们中央红军战争,放大了就是全国红军的战争,老毛能驾驭这个局面,也能驾驭全党全军!”又说:“我们党的革命,已是极其深刻极其残酷的战争,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完全取决于战争胜负。我们党的领导,必须要有率领党和红军夺取战争胜利的能力。”
“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周恩来说,“可是,共产国际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朱德:“我正要谈这个问题。他们给我们党‘钦定’的几个领袖,政治上都奉行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经验;军事斗争上,全都是一窍不通者。这不,造成我们党一次接一次的左倾教条主义……现在,简直是到了要毁灭的地步!”
周恩来:“但麻烦的是,是我们党还不能不听共产国际的。”
朱德:“我倒认为现在是个没法听的时机。联系不上,他们没法指示,我们也听不到,倒可以独立自主。”
“对,你说得对!”周恩来附和。
朱德:“共产国际是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问题是他们并不懂得我们的情况,我们的战争特点……只有我们党自己,才能以革命和战争实践中出能人的原则,推举出懂得我们的特点,能坚持从实际出发,使我们走向胜利的领袖!”
清晨,野战军司令部又向前转移。
走出几里地后,周恩来策马与博古同行。
双方的警卫员都知道,两位主要领导有话说,便有意地前后拉到听不到他们谈些什么的距离,给他俩营造谈话的机会。
“我知道,你会找我谈话的。”博古说的是实话。
“我们是应当开诚布公地谈了。”周恩来笑笑,“这些天,我想了很多……”
“我也在检讨。”博古深深一叹,“所有的不利因素都让我摊上了。我到中央苏区时,中央苏区的人力财力已经枯竭,已经不足以支持红军的长期战争;又碰上蒋介石50万重兵‘围剿’。人力财力不足,严重地敌强我弱,我们怎么能够打破敌人的‘围剿’?”
周恩来:“博古同志,恕我直言,你还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所在。”
“你是说这一系列失利,是我造成的?”博古很敏感。
周恩来:“如果你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应当能够认识到失利的确与我们的决策不当相关,应当由我们负责。”
博古一时无语。
周恩来:“长期的战争,的确会造成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受重大消耗。但是,5次反‘围剿’长达一年之久的消耗战,是不是把中央苏区中心区域最后的那一点人力物力资源耗光了……”
博古:“面对着强大的敌人的围攻,不这样打下去,又能怎么办?”
“我记得毛泽东、彭德怀都提出过我们要把主力跳到外线去,把敌人的‘围剿’进攻战,变成我们在敌占区上的运动战!我们听人家的建议了吗?”周恩来说。
博古:“可我们不能不听共产国际给我派来的顾问的意见……”
周恩来:“当然要听,正确的意见是必须照着去做,但那些不符合我们红军战争特点的意见,当然可以不听。因为听了,就会造成红军战争失利!”
博古:“但我们怎么能断定他的意见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符合我们特点的呢?”
“这就是我们作为领导者的知识问题了。”周恩来说,“实践已经一再检验了,你我的智慧、能力,都不足以主政我们党,驾驭革命战争,但你我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常务委员,我们有责任把有智慧有能力的同志,推到党和红军的领袖岗位上!”
博古更敏感:“你是说要改组中央领导?!”又说:“可这是要请示共产国际的,听他们的意见……”
“可是,我们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处在严重的危难时期,容不得我们再走错一步!”周恩来说,“我们已经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了,想请示报告和听取他们的意见,都不可能了!”
博古:“我知道,有人要抓住这次反‘围剿’的失败,甚至抓住这次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之机,取代我……”
“难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是事实?这次的湘江战役损失惨重不是事实?”周恩来说,“我再提醒你一次,博古同志,我们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可以再走错一步棋。再错一步,就会是彻底的覆灭,你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吧?!”
博古:“早已有人提醒过我,要我注意毛泽东……”
周恩来有些气愤:“毛泽东‘逼宫’啦?提出要取而代你?!”
博古:“我也知道,打从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战略转移以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就凑在一起。你知道人家对他们的行为是怎么说的吗?”
周恩来:“说什么?”
“中央小‘三人团’。”博古说。(www.xing528.com)
“你爱人说的吧?”周恩来说,“邓颖超也告诉过我这事。我说这是自由主义,实质是挑动党内的宗派斗争!”
博古:“但他们凑在一起是事实吧!”
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们‘三人团’把他们排除出领导之外,不许人家参与党和红军战争决策,反倒把他们有权利和义务议论党和红军战争大事看成是小团体活动,是不对的。这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博古:“言重了吧!”
周恩来:“我认为,只要事出公心,从党和红军的前途着想,就是正确的,符合组织原则的,无可非议的。”
“我们的认识有差距……”博古嘀咕着。
周恩来:“可以再认识……只要坚持立党为公,抛开个人的东西,我想你会认识到的,你也应当认识到!”又说:“我们可以暂时谈到这里,但有一点我提请你注意,李德只是顾问,不能再作为全权指挥,他的意见,对的听,不对的或冒险的,不能再支持他!我也不会同意。”说着,策马向前头走去。
这天晚上,桂林最豪华的宾馆套房里,李宗仁、李济深在深谈。
李济深是今天下午到桂林的,晚上李宗仁、白崇禧为他接风。这是宴会前,李宗仁拜会李济深。话题自然从这次湘江战役说起。
李济深:“恕我直言,健生老弟这次出手重了,把共产党红军打得太重了……有点不江湖,乘人之危。”
李宗仁:“健生老弟,军事上‘小诸葛’,政治上差了些。”
李济深:“这两年赋闲后,我也研究了共产党的基本主义,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中山先生在世时,就说过两党的政治主张实质上是相同的话。共产党的确主张消灭私有制,也不无道理。不消灭人性的贪婪,社会越来越成了富的极富、贫的极贫,总有一天会造成富逼贫反。当然,这也只是个远大的政治目标而已,也不是一个国家单独可以实现的,起码,我们这一代实现不了。所以,没有必要把共产党当成洪水猛兽。老蒋所以那样害怕,非置人家于死地,是因为他料定,当今的中国,唯有共产党才能推翻他的独裁统治。可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有这个可能,是因为当今的中国大多数人拥护他,不然他怎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李宗仁:“任潮兄说的这些的确有道理。”
李济深:“好,再站在我们自身的利益上考虑,当下的中国是群雄竞争,留下共产党的势力,对我们这些国民党地方势力来说是有利的,起码是在蒋介石要铲除我们这些地方势力的情况下是有利的。伯南就明白这个道理。”
李宗仁:“你说得对。这些年,因为共党势力居于赣南、闽西,老蒋才对广东采取容忍态度……”
白崇禧一派春风得意地进来。
李济深、李宗仁起身。
白崇禧:“任潮兄远道而来,健生没能出城远迎,失礼了。”
“回老家走走,当然也不能忘了过来祝贺健生老弟凯旋。”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说回老家走走,倒也是实话;他算得上是当时国民党中的名人,回广西老家走走,也算耀祖光宗。况且,他们三人早有深交。
白崇禧算得上是那种把用兵当成能力展示、把取胜当成个人荣耀的军人。让李济深这么一捧,有些飘飘然:“同贺,同贺!”
李宗仁:“都是自家兄弟,还客套呀,坐下,坐下说。”
李济深:“刚才德邻说了,你原本是想放共产党红军过江的,让他们去给湖南的何键添乱……”
“都怪‘共匪’的统领太笨,害得我没看好戏,还让何键在老蒋那里告了我一状,告我放走‘共匪’。”白崇禧又说,“既然‘共匪’行动迟缓,让湖南的刘建绪堵住,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何键告你不也白搭,老蒋敢说什么?”李济深说。
白崇禧:“他老蒋好意思说?能说什么?打从‘剿匪’以来,他老蒋的中央军,他何键的湘军,有过像我们桂军一样,一出手就旗开得胜,打死打伤近两万人不说,仅抓活的,就达7000多人?”
李济深:“所以,你健生在7000多战俘上要大做文章,要借道广东,转湘南送交何键!”
白崇禧:“谁叫老蒋让我把抓的人交给何键?交给他可以,我得先出出何键的丑,让党国的人都知道,是我们帮何键抓共党!”
李宗仁:“好啦,不谈这些事!”又对白崇禧说:“任潮兄受伯南之托,过来和我们协商下一步怎样对付老蒋的事。”
白崇禧:“伯南和任潮兄都认为‘共匪’的下一步会转进贵州?”
李济深:“何键这回必倾尽全力堵住湘西,而老蒋又让薛岳带10万中央军助他。共产党会傻到去和他们硬拼……都说柿子拣软的捏,共产党历来也是拣弱敌打,这西南最弱的是王家烈,他不转进贵州,而去湘西,岂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
白崇禧:“这战场要是转到贵州,对我们可是不利。我们的财路成问题了。”
李济深:“所以,伯南赞成两广联合起来,向老蒋要求出兵……贵州。”
白崇禧:“老蒋正想独吞贵州,会让我们割他一块?”
李宗仁:“那也得一争。”
李济深:“权当给老蒋出道难题吧!何况,他不敢完全拒绝。”
黄昏,山寨一大屋里。
毛泽东坐在大厅的小凳上卷烟。
张闻天正从他的住房出来,周恩来找来了。
毛泽东站了起来:“恩来呀,你怎么找到这里来?!”
周恩来:“这深山老林中有几个大村,还不好找?我们和你们驻邻村,一打听,能查不到?”又说:“想听听你们对下一步行动方针的意见。”
王稼祥听到动静,拄着棍子也来到大厅。
张闻天:“你们‘三人团’的意见呢?”
周恩来:“博古和李德的意见,是按原定方针,出通道后北上,尽快到湘西与贺龙、任弼时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恩来,你想过没有,我们过湘江后,何键和薛岳的部队都没有追上来,这不是说他们放弃了对我们的‘追剿’,而恰恰说明他们抄近路,在前头等着我们。”
王稼祥:“我们要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早在20多天前蒋介石就判断到了,这阵子他正让他的20万大军赶在我们前头,在我们北上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我们还要傻到找死去?!”
毛泽东:“恩来,你们必须考虑到当前我们部队的实际情况,各部伤亡严重,还没有来得及补充训练,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根本没有与强大的敌人决战的能力!”
张闻天:“无论如何不能按原计划走……我们中央政治局的每个成员都要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前途命运负责,不能由你们‘三人团’说了算,更不能由博古、李德说了算!”
周恩来:“可这是中央决定的,由我们三人负责!”
张闻天:“可你们‘三人团’的一系列决定都错了,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了;事实说明中央把处置权交给你们三人是错误的。是错误就得改!”
王稼祥:“得取消这个决定,恢复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
毛泽东:“我的意见是,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和计划,必须由中央政治局作一个谨慎的议决。”
周恩来:“这样吧,我这就和博古商量一下,到通道后我们开个会,集体讨论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计划。”
毛泽东:“如果博古不同意开会,或者开会了又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呢?”
张闻天:“他必须遵重党内民主决策原则,必须遵从党委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周恩来:“我去说服他,我想他应当能接受的!”
毛泽东:“我们战略转移至今算是第一步。这一步是从危难走进更严重的危难,我希望我们这一步的艰辛和悲壮、失误和惨烈,能成为我们走出危难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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