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马鸿逵等军政要员随后陪同着。
周陵已有2800年历史了,年久失修,实在也没什么好看的。蒋介石参观周陵,不过是慕周武王之名特来拜会,也向西北的这些“诸侯”传递信息,他要做当代的周武王,一统天下。
前面要下几级台阶,马鸿逵往前一跃,在另一侧拥着蒋介石。
走下台阶,蒋介石对马鸿逵说:“好啊,西北的四马,都出自甘肃河州,想必河州也是尚武之地!”
马鸿逵受宠若惊地附和:“是的,宁夏的我和家兄马鸿宾,河西走廊和青海的马步青、马步芳两兄弟,都是河州出来的;我们手下的旅长、团长,也大部分来自河州。”
杨虎城:“我们西北,称马步青、马步芳两兄弟为‘青马’。”又指了指马鸿逵:“他们哥俩,人称‘宁马’……西北几乎是马家军的天下。”
马鸿逵听出杨虎城话中有话,说:“杨长官,这不都是替党国戍边……西北很穷,我们的军队基本也是屯垦性质……替党国分担!”
蒋介石:“青马有多少人马?”
马鸿逵回答:“在河西走廊的马步青部,有1万人左右;青海的马步芳部稍多些,也不过15000人马;我们宁夏小地方,总人口不过120万人,我们兄弟俩的队伍加在一起,也仅仅与马步芳的差不多。宁夏更贫穷,养不了多少兵。”
“别担心,我不会共你们的产的。”蒋介石笑笑说,“兵不在多,而在于精。把你们的人马好好训练,也会是一支劲旅的。”
“委座说的极是。我们一定好好训练,把我们的军队练成党国的一支劲旅,为委员长效命!”马鸿逵说。
蒋介石似不在乎马鸿逵的表态。他知道,你这回问他有多少人马,他会少说的,而当他找你要编制时,他会夸大他们的人马数,这些人的话信不得。他沿着他的思路说:“在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代帝王里,我更崇尚周武王。他有魄力,有治国的担当。刚才,你们介绍过,说周武王先后讨伐了99国,有652国向他表示臣服……当然,那时的国很小,有的怕还没有我们现在的县大。但唯其如此他的一统才更可贵。想想,国家不统一,地方各自为政,何以发展?周武王把它一统了,这正是君王的责任。我们都得向周武王学习,为国家的一统大业负责任!”
杨虎城没言语。
马鸿逵虽听出话中有话,却也奉承着:“那是,那是,委座言之极是。委座是我们当代的周武王,一统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都应当效命委座,维护国家的一统。”
蒋介石似不在乎马鸿逵的口是心非,说:“你们要多关心党国大业,抽空多看些书。除了古代的《孙子兵法》,近代的曾国藩、胡林翼的兵书外,还要读各朝各代的史书,其中有许多治国安邦的教益,可以史资政。”
杨虎城附和:“一定,一定铭记委座教诲!”
蒋介石又说:“比如,历史上,只要有藩镇割据,又不能削藩时,国就内乱,外敌就乘机入侵,弄得国之不国。而只要是一统天下,就会出现盛世……这些都是极宝贵的历史经验。”
“委座指教极是。”马鸿逵应道。
蒋介石:“我也时常读书,从历史中吸取启示。昨天,我给你们讲过,我们当下的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匪’。这里的攘外必先安内,就是明代大学士张居正提出的。古人况且懂得必先安定内部,方可抵御外侮,我们更应当以此为鉴,我也是把他的这个灼见运用到当下的治国上,才提出抗日必先剿匪!”
“所以,眼下最紧要问题,是‘剿匪’、平内乱!”杨虎城似问,又似逼蒋介石说明。
“很对。”蒋介石随口肯定,“抗日的事由政府决策,你们现如今的头等大事,就是要致力于消灭‘共匪’。要见一个杀一个,绝不能让他们蔓延、惑众。你们西北有个刘志丹‘股匪’。我让人查了查,他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可他不学好,偏偏学李自成造反,听说闹得很猖獗,你俩得齐心协力,扑灭他。不要分‘股匪’是犯陕西还是犯宁夏,还是犯甘肃,反正在你们西北。不把这股野火灭了,哪天把你们西北烧了,你们不也没处生存……何况,他对党国也是一大祸害。”
马鸿逵应承:“委座教诲极是,卑职一定效命。”
蒋介石:“对西北的‘剿匪’问题,政府还会加派力量的,但你们首先要动起来!”
杨虎城:“委座放心,等我军费一筹足,马上布置‘围剿’!”
与蒋介石的“皇威”风光对照,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等人很是落寞,甚至是落魄。
他们是前夜南渡于都河的,这阵子继续往南赶路。这阵子,毛泽东拄着一根木棍,走在队伍中间。他有马,但没骑,他认为路远着呢,免不了得动到双腿,现在就得开始动腿适应。受毛泽东的“蛊惑”,张闻天也跟着走。张闻天越来越认为毛泽东有经验、有主见。而王稼祥骑不了马,更走不动路,也就只好让担架抬着走。他们三人当下跟一般人员没什么两样,任务是就是跟着走,跟着吃饭,到时睡觉,队上怎么安排,就怎么着。
前头又走不动了。
警卫战士跑步过来说,是辎重队的一个大捆包散架了,得捆好再走。
是的,这一路上常常这样,要不是绳子断了,要不是杠子折了。而一旦出现这事,部队把所有的担子都放下,乘机休息,一停就是大半小时,谁也不急。
毛泽东知道只能等。他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掏出烟,静静地抽着。
王稼祥从担架上坐了起来,看着天上已经快圆了的明月,颇有些伤感地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天上是哪一天不晓得,人间的今天是重阳过了两天。”毛泽东说。
“重阳节过去两天啦?”张闻天说,“那就补过吧。老毛,再来首《采桑子·重阳》……不过,不能又是‘但见黄花不用伤’!”
毛泽东:“是呀,‘但见黄花不用伤’是低沉了,应当改成‘战地黄花分外香’!昂扬些……”
“改它干什么?”王稼祥说,“改了就不符合当时的心境了。记得你说过,你填这首词时,落寞,又在病中,颇有伤感。”
张闻天:“是巧了,我们现在的心境不正是这样,我们都落寞,老毛的病没痊愈,你王稼祥躺在担架上……”
“不错,是巧合。”王稼祥说,“此时此刻,我既伤又悲。让战士们抬着走,什么事都做不了不说,还成了队伍的累赘!”
张闻天打趣:“记者要是知道你是被抬着走的,准得大做文章。”
王稼祥自嘲:“标题我自拟:共党败军重阳夜仓皇出走,王匪稼祥坐担架抬着亡命?!”
“革命乐观主义!”毛泽东又续上一支烟,“只是浪漫不起来……”
张闻天:“老毛,你再来一首《采桑子·重阳》……但不能‘贡水西流人有伤’!”
“你来吧,我没那个诗兴。”许久,毛泽东又说,“谁让我们把偌大的苏区丢了,落到这般地步!”
这话显然引得张闻天、王稼祥回到了现实,陷于沉重。
许久,毛泽东沉痛地说:“5年前,我和朱老总3000人转战到赣南、闽西……是赣南、闽西人民把我们托起来的……”
“不走不行,可这一走真是对不起苏区人民!”张闻天感叹。
“你知道吗?敌人再回来时,苏区人民会是怎样……”毛泽东狠狠地灭了烟蒂。
毛泽东:“我觉得我愧对苏区人民……”又感慨,“如果我有幸活到我们胜利的那一天,我都不好意思回来,面对苏区的人民!”
张闻天:“可这不是没办法……”
“可这是人为的错误造成……”毛泽东欲说还休。
王稼祥愤愤地说:“都怪李德瞎指挥!”
“怪我们自己吧!是我们请人家瞎指挥,听人家瞎指挥!”毛泽东说。
毛泽东:“我们党和红军就没人懂军事?”
王稼祥:“是不能强调客观原因……”又似自语:“当下的革命就是战争,党的领袖不懂战争,何以统帅?”
月光下,博古和李德骑着马,并行着。
李德:“这要是在苏联的平原上,我会放马驰奔,那该多么的畅快……可惜,这是你们中国南方,在苏区除乡间小路还是小路,出了苏区除了山还是山,没法扬鞭奔驰……”
“想起了哥萨克骑兵?!”博古笑笑,“可马也不行。中国南方的马都是驮马,不是跑马,跑不起来的!”
李德:“就像你们的红军一样,不能正规战……不能正规战,是不能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www.xing528.com)
博古语塞了。
又走出一段,李德说:“今天晚上的月色不错!”
博古来了感慨:“是呀,月光和晴天帮了我们大忙了。前两天,顺利地过了于都河;下一步,也指望顺利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李德也来了感想:“你不是说有人主张再等等,再准备,准备更充分些?……什么叫充分准备?等你充分准备了,敌人也准备好了,你们走得了?军队么,就得是叫走就走,叫打就能打!”
“当然,”博古接上说,“可毕竟乱了些,苏区的老百姓怕很快会陷于恐慌……”
李德:“再准备一段时间,就不乱呀?老百姓就不恐慌?军事指挥必须果断,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扰!”
“可我总担心,我们这么一走,中央苏区就丢了?!”博古似自语。
李德:“不走会丢得更多!”
“也是,”博古又忧心忡忡,“中央苏区要是丢了,账会算到我的头上的……”
李德:“你们的红军守不住苏区的……这种依托苏区的战争,注定苏区是保不住的,最终要失败的!”
博古不语。
“那就只能解释为你赶上了!”李德又说:“我也赶上了!”
他们又陷于沉寂。
许久,李德说:“你们三军团行动迟缓的事,必须给予严肃的批评!”
“是呀,他们总是气不顺……”博古嘀咕。
李德:“你罢了他的军委副主席的官,他的气能顺吗?”又气涌心头:“他连我都敢骂!骂我是儿子卖掉了父亲的田地,心里不痛……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博古:“可我们现在还需要他带兵……”
“可他不对我负责……”李德愤愤地说。
博古:“我们已经撤了一个总参谋长的职,总不能再撤一个主力军团长的职?!”
李德:“不能坚决执行命令的指挥官,就应当撤职!”
博古为难地说:“撤了他,万一引起哗变……”
李德:“那是你们的事……出了问题,就不能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
博古:“我从来也没把责任推到你头上……你在为我负责,为我们党辛苦,我很感谢你!”
月光下,彭德怀和杨尚昆跟着马夫牵着马走。按彭德怀的说法,是月光下走走,心里会舒坦些。
是的,这时他俩的心里都不舒坦。
杨尚昆还在想着被军委批评的事:“我们军团战略转移以来,开脚的第一步就慢了半拍,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全部过于都河,也不可能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的地方,使整个野战军行动计划的执行推迟一天……”
彭德怀:“你不是一直跟着部队行动吗?是我们军团有意不执行计划?”
“当然不是!”杨尚昆说。
彭德怀:“机关作计划容易,部队执行起来会遇到许多不确定因素……这是军事行动中常常会遇到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
“可他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还是把我们看成是拖了后腿。”杨尚昆说。
彭德怀:“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多少的不顺利,他们从来不以为是他们的计划不当造成的!”
杨尚昆:“可我担心……”
“担心我会被罢官?!”彭德怀大笑,“放心吧,不会的。”走出几步,又说:“广昌战役失败后我当面顶撞博古,骂了李德,他们要是敢撤我的职,不早撤了……”
“你认为我们这次撤出中央苏区战略转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杨尚昆换了个话题。
“有人说,不能归咎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吗?”彭德怀说,“我知道,他们会归咎于中央苏区人力物力资源枯竭了,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则是因为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总之,不是他们主观指导错误造成的,而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杨尚昆:“你怎么看?”
彭德怀:“就说最关键的人力资源吧。总参谋部的战友告诉我,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加这次临走的突击征兵,6次征兵总量是13万余人。5次反‘围剿’前,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总量约为13万人,而这次要转移的人数不到9万人,留下的红军是2万余人,你算一下,第五次反‘围剿’的红军人员消耗量是多少?”
杨尚昆倒也来得快:“近15万人。”
彭德怀:“这是不是可以说第五次反‘围剿’把中央苏区主要一些县,最后的用于战争动员的人力资源消耗殆尽了?”
杨尚昆:“中央苏区主要一些县?”
彭德怀:“对,大体是赣南的兴国、宁都、石城、瑞金、于都、会昌和闽西的长汀、连城、上杭等这些县的人力资源消耗殆尽了;其他的十余县还有一定的潜力。但第五次反‘围剿’节节败退,苏区日渐缩小,其他的十余县都丢了,有潜力也用不上。”
杨尚昆:“但战争总是要消耗的!”
“不错,”彭德怀说,“但打法不同,消耗和补充也不同。我们过去打的都是歼灭战,从俘虏兵中吸收过来的人员数量,也远远超过我们作战伤亡消耗数;而武器、弹药的缴获数,则远远大于我们的作战消耗数,并且积蓄了大量库存。而第五次反‘围剿’呢?打的全是消耗战。人员消耗前面说了,弹药消耗不仅把从前库存的打光了,还把苏区内能用于翻制子弹的铜铁锡铅也用光了。”
“你这一说,还真说明第五次反‘围剿’消极防御一年之久,把中央苏区能用的人力物力资源消耗光了。”杨尚昆说。
彭德怀:“有人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采取的是堡垒主义新战略,我们只能以阵地防御战节节抵御。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笨!毛泽东同志早已总结过,红军与敌人的作战,应当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和我都建议过,应当以主力向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敌战区的广大无堡垒地带,并从敌战区获取战争的人力物力资源。可是他们不听,硬是在苏区内线顶了一年之久,把苏区内的人力物力资源消耗光了。”
杨尚昆:“的确,他们的战略方针错了。”
彭德怀:“至于他们从敌强我弱方面找原因,那就更是无稽之谈。敌强我弱是红军战争的基本特点……从红军战争的生成,到我们过去历次的反‘围剿’胜利,不都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进行的、取得的。过去能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取得胜利,使红军的战争不断继续发展,到了他们的手中为什么就不行了?那是不是他们主观上的原因?!”
杨尚昆:“我赞成你的看法。”略停,又吞吞吐吐地说:“能不能问你一个很私密的问题?”
“为什么不讨老婆是吧?”彭德怀大笑,又说,“问吧,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不问你讨老婆的事,是别的大事。”杨尚昆低声地说,“你不赞成博古的一套,反对李德指挥,谁都知道,可你为什么还执行他们的命令,叫打就打,叫走就走?”
“小伙子,你不简单呀!”彭德怀笑笑,“你心里在问我,为什么没造他们的反?!”
杨尚昆不语。
彭德怀:“坦率地说,我只要串联几个战将,拱出老毛,毛泽东当家,我们能在三两年内,再造一个大局面!”
“那你为什么不仅没这样做,反而还在执行博、李德的命令?”杨尚昆问。
“问得好,”彭德怀说,“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手中的红军是党的红军。共产党人要讲党性原则,讲全局观念,讲组织观念,讲党的纪律;红军是党的红军,必须听党指挥。利用自己手中的部队,造中央的反,那是分裂党、分裂红军,是党的组织原则绝不许可的……”
杨尚昆:“那就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继续着错误的指导,甚至给党的事业造成更大的危害?!”
彭德怀:“这有两方面问题。这几年来,党中央在路线上一而再地犯错误,有共产国际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我们党还不成熟,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但我们又应看到,我们的党有自我纠错的能力,自我修复的能力,会一步步走向成熟的。现在的这些错误,一定会纠正的。一是他们自己认识到错误,自我纠正;还有一种情况是,到一定时候,党内的纠错力量会纠正他们的错误,修复被损坏的肌体。”
杨尚昆:“彭大哥,你给我上了真正的马列主义的一课!”
彭德怀笑着又开个玩笑:“这样说,我把博古派来监督我的政治委员给策反了,站到我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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